知韓識韓不哈韓，比較研究為台灣

新書《南北韓：東亞和平的新樞紐》導讀：
南韓進步派視角的「韓半島政策」提案

 
卓越新聞獎自 2013年開辦「亞洲華文新聞專業論壇」，後擴大邀請非華文媒體代表，並更名為「亞洲新聞專業論壇」，迄今已舉辦六屆。本年度（2019）論壇主軸為「網路時代的新聞真相」，邀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及台灣代表進行各國經驗分享。

沒有大學的「大學路」：韓國學生運動對民主轉型的重要性董思齊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初次到韓國旅遊者，若想體驗一下韓國青年的藝文活動，絕對會被推薦到地鐵二號線的弘大入口站（弘益大學）或是位於地鐵四號線惠化站旁的大學路。相較於新村或弘大週邊以吃喝購物為主的大學聚落區，大學路展現出相當不同的風貌
根據韓國觀光公社的介紹：「大學路以馬羅尼矣公園為中心，附近有著文藝振興院、文藝會館等各種藝術團體與密集的表演場地、畫廊等文化空間，已逐漸成長為充滿藝術文化的街道。這裡不僅是韓國話劇表演的中心，亦是聚集了各種大小劇院與時尚個性、文化、餐飲店等的複合式文化區域」。
然而，充滿文藝氣息的「大學路」卻非常吊詭地不若其名，路上缺少一個完整大學的存在。而信步走進馬羅尼矣公園的廣場，看到位於其中的「서울（首爾）大學校遺址紀念碑」後才會知道，原來此處在1975年為止，曾是韓國最高學府「首爾大學校」（舊中文名為「漢城大學校」）主校區的舊址。事實上大學路曾經真的是名符其實的大學路。而自1975年首爾國立大學校移居冠岳校區之後，此處腹地逐漸被韓國政府轉為推廣文藝活動所用，因而轉化成今日的風貌。
那麼，現在首爾大學校本部所處的冠岳校區是何種風貌呢？走到位於冠岳山的首爾大正門，你將發現一旁有販賣各式登山用品的攤販，因為環境單純到幾乎與世隔絕的首爾大學，本身就位在冠岳山一處登山口上。

上週五發生一件對「在台灣的韓國研究」的重要大事。在高雄大學河凡植教授的努力推動之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獲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的資助，成立了南台灣韓國研究的重要新據點：高雄大學「韓國研究中心」。
 
本人亦有幸參與該中心所主辦的第一次研討會：「促進台韓交流與培育韓國學人才之相互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在會議中，我整理了〈台灣韓國研究的現況與問題點〉一文，透過分析這五十年來在台灣以中文發表的韓國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將內容簡單整理於後，提供參考。
 

韓國的歷史教科書爭議：進步與保守理念之爭 
（本文精簡修改後近期將發表於國語日報社「中學生報」）
董思齊

最近韓國《教授新聞》的一則報導吸引了我的目光。該報導的題目是：“우리는 교수가 아니라 천민 … 배타적 인종차별주의 극복해야 학계 산다”（我們不是教授而是賤民……必須克服排他的人種差別主義，學界才能存活）。
「美國留學派教授們難以生產出獨創性的論文」，這句話可說是韓國慶熙大學社會系的김종영（金宗英，音譯）教授在他近日所出版的《"지배바든 지배자: 미국 유학과 한국 엘리트의 탄생"(受到支配的支配者：美國留學與韓國精英的誕生)》一書中最重要的主張。 
 

昨天稍微提到了日、韓、台的社會壓力，突然聯想到近年來跟韓國朋友往來時的小觀察。
在與韓國朋友其初次見面時所收到的名片上，不敢說百分之百，幾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會印上自己的手機號碼與個人常用私人信箱。也就是說，有必要時幾乎可以確定一定能「直接」聯絡到本人。
但相較之下，在過去我所收到的臺灣名片上，有一半以上只會留下單位的電話（頂多附上轉撥號碼），還有單位的聯絡信箱，以至於有急事時，往往得隔一陣子，才能確定資訊是否傳遞到想聯絡的人那邊（雖然，近來收到臺灣朋友的名片上附上手機號碼的越來越多，但比例還是差韓國很多）。
關於此點，根據一位知中友台的知名韓國學者之分享，韓國人很不喜歡找不到想聯絡的人，因此不喜歡沒印上手機號碼的名片，更討厭已讀不回，或是遲遲不回簡訊的人。他們會認為，這樣的人是不值得合作的對象。

在益思特亞細亞研究坊三月四號所舉辦的「黑箱與曙光：東亞政經脈絡下的太陽花運動」演講中，吳叡人教授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跟我們分析如何透過東亞的政經脈絡來思考「太陽花學運」的意義。以下先分享其演講結論部份的文字整理稿，提供參考：
 

近來，教育部長對於博士失業問題的發言，引起各界議論紛紛。而對於同樣面臨少子化且年產九千名以上博士（2013年8月與2014年2月，共計有9089位新科博士）的韓國來說，高學歷者的就業問題也成為韓國政府亟欲解決的問題。其中，因為求職困難與轉職更為不易，使得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博士的就業狀況，受到更多的注目。

    上週六受邀參加了一場由李登輝基金會所主辦的「甲午戰爭 馬關條約與台灣變局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的第三個場次「甲午戰爭的受害者-朝鮮」中，我發表名為：『從「清日（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思考當前韓國的外交安保戰略』的主題文章。事實上，早在今年四月間，我就被指名推薦來撰寫這個場次的文章。而也就是在那時，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笑容可掬的張炎憲老師。
 
在那次會談餐敘中，幾位與會的學者都是國內頗富盛名的史學研究專家，使得專長領域原非歷史研究的我，頓時感到萬分沈重的壓力。只是，在張館長和其他老師的鼓勵之下，當時的我只能硬著頭皮的接受主辦單位之邀請，並且不斷地懇請在座的學界前輩們不吝給予協助。
不過，由於場次的主題與學科領域和我過往的研究差距太大，也並非自己有興趣的研究課題，因此到了七、八月間，我還試圖想請主辦單位改邀韓國歷史學者撰寫此一場次之主題論文。但後來被主辦單位告知，還是希望以本土台灣學者的研究觀點來撰寫這個場次的文章，然後再請韓籍學者進行與談。因此，一直到了九月訪韓回台之後，我才開始構思與準備撰寫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