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需多說，稍微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韓國在簽訂 FTA 後經濟突飛猛進」與「是否要同意通過黑箱版本的兩岸服貿協定」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的議題。
但既然提到了韓國的簽訂 FTA，那我們就來看看韓國是如何簽訂 FTA 以及簽訂 FTA 之後的韓國經濟社會發展。
歷經1997亞洲金融風暴重擊之後的韓國政府認為，資源不豐富的韓國若不儘速簽訂 FTA，將會面臨在開放的國際經濟社會中無法生存的重大危機。因此在1999年時，韓國開始跟南美的智利展開其第一個FTA談判，並在2002年完成簽署。韓國選擇第一個簽訂FTA的國家為智利，主要原因在於簽訂之後即便有可能會對本國農業造成影響，但因為智利的經濟體不大，預估其造成的衝擊也不至於太大，可說是「練兵」的意圖大於實質的經濟目的。
而為了更有系統的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盧武炫政府於2003年八月提出了 “FTA roadmap”，其中設定的對象國的選擇有兩類國家：(1).智利、墨西哥、新加坡等，與韓國同樣對世界開放與朝向經濟自由化發展，韓國必須防禦其輸出市場之國家。與這類國家簽FTA可向世界宣示韓國自由化的意志；(2).與推動韓國經濟結構調整以及東北亞產業分工相關之國家，其中包括了日本與中國。
但在實際進行推動FTA的過程中，出於經濟利益（日本不願意開放農業市場、韓國不願意開放部份製造業的市場）與政治問題（領土問題、慰安婦問題，以及歷史教科書問題……等），韓國並沒有依照原先設定的中、長期進程，跳過了與日本的談判，開始嘗試與大型經濟體進行協商，並順利簽訂了與東協、歐盟與美國的FTA協定。
就事後歸納韓國的 FTA 談判歷程來看，韓國洽談 FTA 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先是「分別與多國家進行」，然後第二個階段才開始「嘗試與巨大經濟體協商」。此外，韓國談判 FTA 有個特色，就是韓國是在不斷的「試錯」過程中來修正 FTA 的談判內容與簽訂過程。
例如韓美 FTA 的協商過程雖然不長，但是在正式簽訂實施之前，遭遇到很大的來自國內的質疑。因此後來韓國政府就了解到在進行談判協商前，必須事先蒐集各種產業與各階層國民的想法，並且進行充分的溝通，也因此才出現了規範貿易通商談判程序的「通商條約締結程序暨執行之相關法律」。
至於通商程序法的內容，則是從談判協商過程中學習到的。目前韓國政府至少認識到在協商中，若有需要維持談判機密的部份，必須合理的告知與說服大眾。特別是與產業界的經濟利益有關係的部份，更是必須要對內反覆溝通，並且加以說明。
其實，像是韓國這類「中型國家」（middle power），一方面擁有可觀的市場，但另一方面卻不致對大國造成太大衝擊，所以會是大國極佳的洽簽對象。韓國的經驗顯示，通商談判的經驗非常重要，因此先與「有意義」的小型經濟體展開 FTA 談判，累積更多的談判經驗將有助於之後與大型經濟體間的談判。
因為有著「生存的急迫壓力」，在開始累積「大量的談判經驗」以及設定「宏觀的談判戰略」之下，使得韓國在簽訂自由貿易的速度與領域上，領先了其他國家。而其中成功的「對內的溝通協調」，是韓國能持續完成多項 FTA 談判的最重要因素。
不過，儘管韓國已經簽訂了多項 FTA，並且經濟有著持續的成長，然而，熟知韓國政治社會的人，都對以財閥為主的韓國經濟，以及日趨兩極化的韓國社會，感到萬分憂慮。
目前韓國以開放對外市場來帶動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結果其實是：「有成長但無就業」與日益嚴重的「兩極化社會」，並且對青年世代帶來極大的壓力，以至於出現了許多看不到希望、只能靠兼職、打零工維生的「八十八萬韓圜青年世代」（八十八萬韓圜相當於我國的兩萬四千元。但韓國的物價遠高於台灣）。
低就業率與高自殺率，造成了韓國青年世代成為了無法談戀愛、無法結婚與無法生孩子的「三無世代」。而這樣的結果當然與韓國採取了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開放政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這也是為何韓國在拼命談 FTA 的同時，還要高舉「經濟民主化」大旗的原因。
從韓國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見，解決民眾所憂慮的經濟問題，絕對不能僅考慮到以「經濟成長」來做為唯一的手段。洽簽 FTA 自然會對總體經濟產生若干正面影響，但如此的成長會以何種形式分配，以及會對經濟體成員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才是在地民眾所關切的議題。
以上將韓國推動 FTA 談判的歷程與影響大致說完了，其實，透過韓國的例子更加證明目前「反對黑箱服貿」的正當性。因為，一個缺乏對內溝通協商的經貿談判，將無法得到群眾的信任，並且將會引起社會廣大的疑慮。韓國的例子是，一個未經過充分溝通的經貿談判，反而促成了人民群起要求「通商談判的民主程序」！
將所有可以攤開來的部份公開，虛心傾聽公民意見以取得群眾共識，並且與產業界進行理性的說服與溝通對話，如此一來才有可能獲得一個服膺民主價值的對外通商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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