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4/12/19AM10:30~12:00
地點：高雄縣義守大學，第四研討室
發表人：台灣大學政治所博士生董思齊
評論人：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宋興洲
謝謝主持人宋教授的介紹：呂教授、黃教授，在座的各位學術先進，大家好。我是臺大政治系博士生，董思齊。
各位可以看到，本人今天想要就教於各位學術先進的文章標題是：「全球化對民族主義的挑戰」，這是個大得不得了的題目。副標題：政、資、勞關係變化下的民族國家：還是大得不得了的問題。會寫這種題目的學者大多落在兩類群體上：一、對此議題透徹的瞭解、融會貫通的學者；第二對這個議題並不瞭解，或政想開始瞭解的人。當然，個人是屬於後者。由於個人碩士論文寫的是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這篇文章是個人在延續對「國家」（nation-state）之後的討論：也是一個關於國家的研究。由於個人的不足，因此希望能夠得到在座學術先進的的批評與指教。
本文其實主要討論的是：關於國家的角色。現代國家就是主權國家的世界體系從歐洲往世界各地迅速擴散時，「階級性與不對稱性」的特質成為國與國體系的主要特徵。雖然時間先後有別，但至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世界各地，不論願不願意，都先後的被捲入主權國家的體系之中→民族國家。
自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許多學者紛紛發出類似「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已不再是主要的形式」、「國家不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行為者」（Rosenau,1990：90-113）；「國家將變成只是許多國際市場競爭者中的一員，國家必須與其他國外的生產因素談判磋商以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Rosecrance,1996：59-60）……等國家即將衰退的論調。他們發言的立論在於一種「全球化」現象將使得國家權力或國家體系因受其影響而終至改變。
因為如同貝克所言的：「沒有一件在我們星球發生的事是區域性的事件，所有的發明、勝利和災難都會涉及到全世界，而且我們的生活和行為，我們的組織和制度都沿著『地區—全球』這根軸重新定位。」就像在引言中所提到的：如果現代的政治象徵是利維坦（Leviathan），那麼，未來『民族國家』權力和超級強權的道德地位，就像是不醒人事睡了一覺後，被無數細繩綑綁住的格烈佛。
何謂全球化？
全球化：「時間與空間的轉變」，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安東尼‧紀登斯，1999：23）。這也意味著民族國家與文化界線「疆界的毀壞」（孫治本，2000：149-50）。而且，這樣的進展是直線的，「全球性」似乎已成為本世紀人類行為的一個無法回頭的條件。在其中顯見的是：民族國家如何回應危機→資本積累的危機！不過當經濟發展脫離民族國家的控制時，其社會後果 —— 失業、移民、貧窮 —— 卻要由民族國家承擔→正當性問題。對個別的國家來說同時要面臨的是：1.經濟層面的資源管理與效率提升（經濟全球化）和2.非經濟層面的挑戰與變遷（社會多元化）。
全球化了什麼？→資本流通的全球化！但國家面對了什麼問題：一、資本積累的問題；二、勞動在地鑲嵌性的問題。國家如何面對資本國際體制所產生出來的問題？勞動市場是最具社會和在地鑲嵌的經濟體系，它鑲嵌在各國政府的勞動政策和社會政策、經濟成長（或衰退）以及社會制度之上。而勞動市場的變化與生產方式的變革有著密切的關聯。
解決方式：福特式生產就是「大量生產」方式。在當時的福特汽車工廠中，首次結合了：一、移動式裝配線；二、專門化機器；三、高工資；以及四、低成本的產品。其中的一、二項帶來了標準化與簡單化，造成工作任務的片段化與更細膩的分工，因此引發勞工的離職以及不滿，為了留住工人，資方只好採取高工資政策，因而出現了大量的高工資但無特殊技能的工人。而由於大量生產下的規模經濟降低了成本，因此資方可以採用低價策略來刺激「大量消費」。這種生產方式在面臨到大蕭條後，成為一種「福特主義體制」：它至少包含了四個層面的特徵：一、是種勞動過程：亦即使用移動式裝配線促成大量生產；二、是種資本累積體制：以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以達到經濟成長的目的；三、是種調節模式：必須搭配維持性的制度性調節因素（例如凱因斯的社會福利政策和工會制度）；四、是種社會化模式：產生了特定的消費文化。
這個體系出現的時機是在一九三０年代之後。在三０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中，「大量生產」與「大量失業」結合出現（工業生產成長力的提升以及大量人口有限的消費同時出現），因此美國總統羅斯福開始採用「凱因斯式福利國家」的「新政」（強調充分就業與福利給付），再加上國際上由美國主導金融秩序之下，得以度過此危機，自此資方、勞方與政府成為福特主義體制下的三大行動者大資本、大政府與大勞工：重點是：政府的角色？。
與此並行的則是資本流動性的增加，這點表現在全球金融體制的發展。在歷經一八七０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的古典金本位時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貨幣失序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布列頓森林體系之後，美國以外具競爭力的國家逐漸恢復元氣，開始拒絕在國內繼續積累美元，加上歐洲美元金融市場的空前發展以及油價暴漲造成的石油美元流動，因此到了一九七一年時，美國尼克森總統宣布終止美元兌換黃金的固定匯率，終結了布列頓森林體系。這使得全球金融活動大幅擴張，並且表現在國外直接投資、國際銀行貸款、國際債券、跨國界股票流動、衍生性金融商品及國際貨幣市場的發展之上。
一九七０年代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和兩次石油危機，使得福特主義社會體制出現經濟衰退與物價上漲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國家財政危機，和高失業率等困境，進而促成資本、勞動力和政府三者間的關係出現重大的改變。具有資本流動性的企業界開始分別從技術創新、組織形式及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去除福特主義的大規模生產與機械化管理等僵化現象。從而使資本主義進入「後福特主義」的發展階段與模式。由於消費市場的走向是轉型為對「差異化」（或個人化）之商品需求，因此除了要求產量外，更重要是必須採取「彈性化」的生產方式，「福特主義」轉變到「後福特主義」的最大特徵就是從「大量生產」轉型為「彈性生產」。
「即時生產」以及「外包制」成為「彈性化」生產方式的代表；而減少「核心員工」（正職員工）以及增加雇用從事「彈性工時」或「暫時性工作」的員工，則成為企業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的手段。此舉使得工會的力量開始削弱，而國家為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甚至著手解除勞動市場的管制，以促進企業（代表了民族資本）的累積。
面對資本積累的問題：八零年代美國和英國的新保守主義上台奠定了九零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基礎」。在IMF、和世界銀行推動下：華盛頓共識成為解決各國發展問題的「共識」。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遵守財政紀律、重新安排公共支出優先順序、稅制改革、金融自由化、競爭性匯率、貿易自由化、開放國家直接投資、國有企業民營化、解除管理、確立財產所有權。
這裡補充討論一下新自由主義的意涵。當代發展經濟學的重要人物：韓裔學者Chang, Ha-Joon指出其實新自由主義最大的矛盾在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知識正當性與奧地利自由主義傳統為政治修辭的資源的簡便的結合。其間有差異，但新古典經濟學難以得到大眾支持，而奧地利自由主義傳統的自由的以及企業家說法，卻是受歡迎的。奧地利自由主義傳統知識正當性的缺乏，需要新古典經濟學帶來的科學的氣味。為了增加說服的力量，新古典學派與奧地利自由主義結盟但付出重的代價，必須隱瞞其干涉主義的氣質，後者給予強的反國家主義。
「新自由主義」成為歐美先進民族國家的主流論述。然而，是否每個民族國家都應該採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呢？若從Polanyi對市場經濟的經典分析中，我們應瞭解到「資本主義」的整體意義包括著經濟與經濟以外的因素，因此任何經濟體制都有其特定的社會鑲嵌性。每個國家在面對內部的階級問題時都展現出配合內部情勢的處理方式。例如美國杜魯門總統時期制訂的「就業法」與「軍人法案」、歐陸透過工會組織將工人利益整合於決策過程之中、北歐出現紅綠（工農）聯盟的斯堪地那維亞模式……等等。但是自從布列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各國相繼採取的緊縮財稅政策，不但危害勞工權益，同時也造成全球性經濟成長率的減緩。令人稱道的而歐陸擴張模式其實並非唯一出路，在相對應的國際位置之上，各國必須針對自身問題（如美國的工作不穩定、收入不平等及歐洲的工作短缺）來謀求改善之道。
但在現實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之下，卻使得後進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促進經濟成長與維持內部勞動市場秩序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局面。這就是所謂的Kicking away the ladder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常見的手段，當某人已經達到崇高的頂端，他一腳踢開那個他藉以爬上來的梯子，以剝奪其他人攀爬到其後的工具……任何國家用保護的責任以及限制他國的航行已經提高他的製造業的力量，並且他的航海能力達到某種發展程度使得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承受與他自由的競爭，這時沒有比丟掉那個達到他的成就的梯子還要更聰明的事，以此去向其他國家傳揚自由貿易的利益，並且以懺悔的音調聲明其迄今仍徘徊在錯誤的路徑，並且現在已經第一次的成功的發現了真實。」一個好的發展策略是：新自由主義，簡單來說，就是國家不能主動的干預。
「新自由主義」的策略以及企業的技術創新與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的彈性化調整，使得「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性成為當代企業經濟的主要特色與核心。跨國公司（大製造企業）主要來自先進工業化國家。透過合資、技術聯盟使其得以影響地主國（開發中國家）的技術創新與競爭力。在前述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跨國企業的出現以及資本開始快速的跨疆越界，伴隨而來的是在發展中國家逐步擴展的階級分化現象；而出現在已開發國家的，則是製造業工人的喪失工作以及服務業與專業工作的無產階級化，並且隨伴產生的則是雇用關係的彈性化（flexible）、臨時化（casual）與不穩定化（contingent），因此不論是在先進國家或是後進在勞動體制與勞動關係上都遇到困境。
就後進國家來說？要如何走？一九九０年以來在表面上出現的現象是，跨國企業紛紛關閉在已開發國家的工廠，並且轉赴低工資的國家地區發展。在過去的經驗中，這種勞力取向的生產轉包方式對於後進國家而言並非沒有好處。台灣經驗中的「加工出口區」就是箇中顯例。
發展成功的案例：事實上東亞的發展經驗（四小龍）主要就是採取這種「出口導向」政策，並且藉由出口數量的急速成長，而對「生產技術」進行快速的學習。這就是所謂的「發展型國家」，利用進口替代政策來扶植中上游的重化工業以及高科技工業，亦即國家主導產業的發展策略，主動的促進經濟體在國際分工階層中位置的提昇。而擔任生產及學習的單位則是「本地」的企業，而非外國跨國公司。而正是這些本國企業學習了先進的技術，才使得東亞國家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加工出口區」建立在對「工業化」的願景之上，理論上原本加工出口區的設置是為了吸引外國投資者，使投資者留在當地，出口區內原本與國家內經濟隔離的裝配線就會變成在地的持續發展，此即意味著技術的轉移和成為國內產業。在擁有相對於其他勞動市場大量的廉價勞力之下，使得「加工出口區」成為貧窮國家吸引外國資金的利器。貧窮國家每每以政府的力量在「加工出口區」形成的經濟特區以減稅（免課生產原料的進口稅）、不嚴格的法規、願意便有能力鎮壓勞工騷動的軍事力量、甚至是有期限的免稅假期……等手段來吸引外國企業的投資。依照低漏批澤理論（a trickle-down theory）經濟成長的效果，原本預期的是希望讓一部份的人先富有起來，接者其他比較窮的人也會受惠於經濟成長而變的有錢。對後進國家來說，該怎麼辦？
造成後進國無法再將技術透過「加工出口區」而將技術根留本地以及工資日益低廉的主要原因是跟「產銷關係」的變化有關。其間最重要的發展表現在「品牌」企業的形成。呼應著後福特主義的彈性生產模式，在成衣、運動鞋、玩具等消費品產業中，自一九九０年代迄今發展出來的典型模式是：美國（與少數歐日）品牌與行銷公司本身不從事製造，外包給台、韓、港商（及部分美商），在中國、東南亞、拉丁美洲與南部非洲設廠製造，再銷到美、歐、日市場。後福特主義式的彈性化生產，主要就是為了解決資本主義下世界市場的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傾向。而「品牌」的塑造也成為吸引大眾消費的手段。因此大企業為了使公司擁有更大的彈性，以分配其旗下品牌的資源與資本進而提升市場的競爭力與佔有率，便將「生產」從原本的美加市場轉移給全世界的承包商。如此一來可以減少昂貴的固定資本支出（薪資），並且可以投入更多的資金到廣告行銷以打造其品牌。這種體制顯然不利於勞動市場，也無法促進經濟成長，但這種體制能繼續維持下去，主因在於貧窮國家的政府害怕失去國外工廠、工廠害怕失去名牌企業買家、工人害怕失去不穩定的工作。
結論：國家到底應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在經濟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之下，國家向右走可以持續資本積累，向左走可以填補逐漸被侵蝕的社會正義。國家的能動性畢竟來自於勞資互動的結構所致，如今我們所見的是，所謂的第三條路被逼的走向一條one way！
但我們必須瞭解到，全球化不見得只有一條由美國華盛頓共識為主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即使我們無法完全拒斥這種意義全球化的高度整合能力，但起碼國家必須介入控制全球經濟整合後所產生的社會後果，甚至改寫全球化的意義。文中並沒有提到，但荷蘭和丹麥的若干改革經驗使我們不必相信經濟的成長必然要以犧牲某些人（低技術勞工）的利益做為代價，經濟效率與社會平等是可以同時得兼的。其關鍵在於適當的制度調整，勞動市場彈性化確實是保持在瞬息萬變的全球市場中維持競爭力的配套措施，但是勞動市場彈性化必須要以基本的社會安全為基礎。沒有安全感就沒有積極創新的動機，因為守成或維持現狀才是對於既得利益者最好的策略。
國家真的只能被逼「向右走嗎？」其實國家原本就像古希臘的Janus，平衡兩個臉的面貌，或許才是他真正應扮演的角色！但這也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在現行架構下，後進國家的「政策空間」有多大呢？
我的報告到此，敬請在座的各位學術先進給予批評和指教。
謝謝大家！
宋興洲教授之評論：
從你的論文中可以看出，你想對「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所引發的「迷思」或「亂象」以及其所造成「不良的後果」作一釐清，並最後歸結到「國家」的重要性（即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惜的是，在篇幅的限制下，你只能「點」到為止。由於涉及的議題過多，所以我的建議是應該分別處理，否則「動則得咎」、交待不清。而且，你所關心的是國家的角色，因此必須從不同層面來討論國家。例如，（1）國家主權在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如何演變？（2）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下，國家的因應為何（最好找個區域來探討，如歐盟、亞太經合會、東協加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南錐等等，區域不同、情況也不一樣）？（3）雖然資本主義在先天上隱含了危機與矛盾，但其為了永續生存與發展，資本主義的進化從福特主義轉變為後福特主義。在此情況下，國家如何從「凱因斯福利國家」轉型為「後福特主義國家」（或如 Jessop 所謂的 Schumpetarian Workfare State）？同時，其演變的結果又是如何？（4）從「調節理論」或「規制理論」（the regulation theories）的角度，國家的處境和調整為何？（5）東亞「發展型國家」在多國公司「生產鏈」或「生產網絡」的運作下，如何演變為「轉變型國家」？如何在解決國內失業、貧窮上採取適當措施？台灣在面對全球化及區域化的挑戰下，是否採取「有效的」措施促進其經濟發展？就經濟發展而言，台灣「國家自主性」又如何消長？當然，如果你強調「新自由主義」有其「社會（在地）的鑲嵌性」，那麼你的解讀（指鑲嵌性）及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又為何？
總之，你的論文可以引出許多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方向。以上只是我幾個簡單的建議（當然還不止於此）而已。事實上，一篇學術論文是不可能把所有面向全部都交待清楚的。也因此，希望你先從一個議題開始，建構及發展你的論述。然後，再逐步繼續下去。如是之後，相信你會對這全部的現象及議題有個整體的認知與了解（然而，立場不同，結論和看法也會不一樣。例如，自由主義的觀點和馬克斯主義的觀點迥然不同。所以，你最好辨清自己的立場）。不過，這不是三兩天就能一氣呵成的，也只有你和我一起共同的努力與研究，才會對我們所周遭的世界有更明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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