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我先前的一篇文章The struggle over the past is a struggle over the future.之中，KK大在回應中如是問到：「可以多談一點,關於韓國人習慣於用暴力解決問題這部分嗎? 」
當時我做了如下的回應：
『那為何南韓的抗爭都是如此的激烈以及暴力呢？這裡提供幾個思考層面：第一、南韓的資源稀少，造就能取則取，拼命務實的精神。「爭」，才能活下去；第二、韓國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是個非常貫徹「家父長制」的國家，加上全民徵兵，使得此種男性的氣質特別明顯，甚而有暴力的傾向。一旦政府採用暴力以對，底層的回應也常是不服輸的暴力相向；第三、北方人的性格，一般說來比較豪放激烈。
或許在這樣的文化以及歷史背景下，韓國人因此變成一個很希望爭勝的民族。因此君不見在各種運動競技中，韓國人要的就是贏，不管用什麼方式。』
不過在此回應之後，心中甚感不安，因為對於一個學術研究者而言，這種街頭巷議或是cocktail talking實在是有失嚴謹，並且沒有可驗證性。剛好，手中有臺大政治系黃長玲教授的博士論文（Huang, Chang-Ling. 1999. Labor Militancy and the Neo-Mercanyilis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Comparison.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主旨就是在處理一個有趣的議題：「為何南韓的勞工運動比台灣的更有抗爭性？」
在國際間，常把南韓跟台灣視為相同的模式，擁有相同的發展經驗，但事實上這兩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顯現出來很大的差異。黃老師的論文是要去解釋，為何這兩個國家有那麼多的相似之處，但是南韓工人會比台灣的工人組織的更好，並且更有戰鬥性。
在黃老師的論證中，這與兩國的新重商主義的脈絡有關。台灣的工人會比較順從，是因為在保護部門與競爭部門這兩個部分都有制度性的因子可以消減勞工的戰鬥性。在保護部門（國家掌控上游工業以及重點發展的產業）是透過國有企業或黨營事業來進行保護，因此這部門的勞工享有較高的福利與保障。在競爭性的部門，地方政治的機制限制了勞工的戰鬥性。雖然制度的原先設計，都不是國家有意要去達成對勞工的控制，但這些制度的存在卻也都在國家的整體政治關懷中。
與此相對照，南韓的國家機器，對於勞動的抗爭是大量的採用壓制的方式予以防止勞動的抗爭。起初雖試圖此用統合主義的政策，但是在朴正熙時代，決定緊縮勞動的控制，並且沒有制度性的因素可以去幫助削減抗爭性。因此，政府所選定的保護部門內（國家指定的大財閥），工人是被雇主與國家保護得很好。而宗教異議團體以及學運積極份子使得原本並非團結的競爭性部門（國家未保護的產業）的受壓迫的勞工逐漸的整合，成組織的力量。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得南韓的勞工比台灣的勞工更具有抗爭的戰鬥性。
大致瞭解黃老師論文的脈絡後，雖解除了大半的疑惑，但心中還是有個疑問：「南韓的抗爭性不是從學運時就開始了嗎？」
於是，昨天便趁機會去就教於黃老師。老師給我的意見是，南韓抗爭性變成有暴力的行為，其實主要還是在八零年代後的工運脈絡中。至於學運，他的脈絡與六零年代的日本赤軍連或世界的左翼學潮並沒有太大的關連性，有學者指出，學運的行動可以上溯至李氏朝鮮中，士大夫的上諫的行動（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因此韓國的學運，早期長表現的是一種為國家而不怕死的知識份子的態度，不論是四一九學運或是幾次比較大的學潮，幾乎都是因為國家的暴力鎮壓才有死傷。但全泰壹事件後，暴力的行動越來越明顯。不過黃老師也指出，她並不排除有「政治文化」的因素，但是在實證主義的傳統之下，很難舉證文化的影響力，因此在她論文中，選擇避開這個部分。不過她還是認為「制度」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黃老師的論文中提及台灣因為有消減工運抗爭性的制度（例如國有部門以及選擇性部門的保護與保障、競爭性的私有部門的國家統合主義的運用）。我在另外一篇簡要的文章中（Paul G. Buchanan and Kate Nicholls. 2003. “Labour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ume 38(2):203-237.），找到相關的例證。
簡單的來說，在台灣，法律的架構是1929年通過的勞工工會法。其給予三十個以上的成員可組織工會的權力，但僅可組織在廠（廠場工會）及以及職業別，然而產業工會通常是最政治取向的類別是被禁止的。職業工會一旦建立必須獨佔地代理特別地理區域。並且罷工被禁止，工會僅有一個選項去尊重層峰的公會，中華民國全國總公會The Chinese Federation of Labour隸屬於KMT。工會密度很高，工會成員也逐漸上升，但工會的力量並非就高。整個台灣勞工在1980中期長久的自威權轉型中是臣屬的角色。
相對的南韓在國家領導下進行的「壓縮的發展」，事實上是以財閥為中心以及外國依賴的經濟模式。因此雖然在三十年間促成了實質的成長，但有嚴重的錯置問題，並且產生企業團體位於舊與新生產部門間嚴重的摩擦，並產生地域間的對抗。在1970年中期，一些草根性的工會週期地從事罷工以增進他們立即的經濟物質利益以及開放政治體系。這常導致領導人的死亡和監禁，但也帶來了積累的力量，尤其是經歷緊縮的勞動市場與出口需求的年代。而非法的罷工行動增加同時國家也朝向資本密集的出口的工業化。
這種轉移，轉變了勞工力量的構成，從七０年代以勞力密集的佔支配力量的女性非技術工，轉向有專精技術的男性的技術工。這些男性技術工比女性的非技術工受過更高的教育以及少受壓迫性，使得執政當局越難去忽視與壓迫工會的需求。而這些升高了工會抗爭的程度。
從這樣的追溯過程中，我們找到一個可以解釋南韓抗爭與暴力性比台灣還高的邏輯推論，而非泛泛的街頭巷議。知識的追尋應當如此！而如此的解釋並非排除我先前所提的解釋的可能性，但黃老師的這種作法才是真能提高知識的成長與邁進。雖然，這樣的論證並無法完全解釋，這種抗爭性如何推演到其他的群體（例如近兩年來的「右往左往」的全民抗爭），但這正是我們後續研究者應繼續前進之處！
在此，必須感謝黃老師的指點！僅留此文以資懺悔，並引以之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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