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在他的「倚天屠龍記」中，讓備受冤屈的趙敏引述這樣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禮賢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千古奸慝有誰知？」的確，對於史學者而言，如何分辨忠奸，並予以公正的評判，實在是一件極為困難的工作。
在1988年的今天（1月13日），中華民國第六任與第七任總統，蔣經國去世在我小時候，對蔣經國先生的印象，就是一個穿著夾克，時常四處去「親民愛民」的領袖。記得他過世時，學校還特別讓我們去弔唁。而電視上不時播放的，則是陽帆泛著淚光，唱著「親愛的經國先生，親愛的經國先生……」的畫面。當時，就讀國中的我，也認為這是舉國哀痛的時刻，並且當時也認為蔣經國是個親民愛民的好總統。
2003年的9月25日，在國史館舉辦的一場「 20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學術討論會」，中研院社會所的吳乃德研究員發表一篇〈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論文，在文章中把蔣經國定位為在乎人民感受、廣受人民愛戴的「現代型獨裁者」。
吳乃德老師的目的是希望學者在治史時，不論對故總統蔣經國或是對前總統李登輝，在社會改革中若太過度誇大政治領袖的功績，而忽略民間的力量。外面都說蔣經國是民主的推手，但事實上，他的改革卻是在美國和人民的雙重壓力下，被迫採取的決定，因為，當時美國的壓力和人民的壓力已經大到他無法承受，他如果選擇繼續抵抗，結果可能是讓自己統治陷入更大危機。因此吳乃德對蔣經國做了「懷念蔣經國」的最後註解，就是蔣經國最大的貢獻就是他自動移開了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而且是對台灣民主化唯一的貢獻。
這場學術研討，原本安排擔任評論人的刺蔣案主角黃文雄並未出席，因此改由時任日本早稻田大學政經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的吳叡人代為講評。吳叡人老師的講評十分精彩，特別轉錄於下。如果j我們不放寬歷史的視野，僅僅將目光聚集在短淺的現狀，常常會被權力或利益予以蒙蔽了視野，而永遠不得見真實！
國王的新衣 ─評吳乃德「回憶蔣經國、懷念蔣經國」
吳叡人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吳乃德教授告訴我說他不確定這篇論文算不算是政治學的論文。我想他太謙虛了。亞里斯多德關於「政治學」的古典定義，就同時包括了對國家的倫理意義的反省，以及對經驗政治現象的探究，而前者是後者的目的，後者是前者的手段。我必須指出，這篇「不知道算不算政治學」的論文，其實是一篇最古典定義下的政治學論文，因為它將政治分析的倫理目的，重新帶回只知政治操作的當代台灣人的犬儒視野當中，提醒我們，權力永遠必須受到正義的檢視。
限於時間，我只報告兩點，一點是讀後心得，一點是知識上的意見。讓我們忘掉抹黑或抹白的問題，一起進行嚴肅的道德與知識的探討罷。
首先我想談談這篇引人深思的論文在我心中所觸發的強烈感受。吳乃德這篇文章基本上是對當前台灣公共論述中佔有相當主流地位的蔣經國美化論的反論(antithesis)。方法論上，他和其他作者最明顯的差異，在於他用了比較獨裁者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dictators)的途徑，把蔣氏放在比較史的脈絡之中觀察。這使得他的觀察，具有一種普遍性的視野，他筆下的蔣經國，脫離了中國或台灣民族主義的情感羈絆或歪曲，成為政治領導者中「獨裁者」這一經驗範疇的一員。這當然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學，也就是所謂political leadership的研究。讀了這篇論文，不禁讓人想起美國學者Richard Hofsdater1950年代研究美國歷任總統的名著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很高興看到吳乃德先生以這篇文章，成為台灣在這個領域的拓荒者。
這篇論文令我最感興趣的，是作者對引發他寫這篇反論的那個主流蔣經國美化論興起背景的觀察。在解釋為何今天台灣社會仍舊有許多人在懷念蔣經國時，吳乃德提出三個原因，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舊政權當中受蔣氏提拔的政治人物仍活躍在今日的政壇，而當年依附舊政權而壯大的寡占媒體，今日依然主導著台灣的輿論。正是這批威權政體的追隨者與獲利者，阻擋了台灣對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檢討。我認為吳乃德在此觸及了一個極重要的歷史問題，也就是對九零年代台灣民主化的倫理的評價。李登輝先生國民黨時期的文宣專家喜歡將九零年代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程描述為一場不流血的「寧靜革命」。和平改革確實是很難得，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它也付出了無形但重大的道德代價：為了與部分舊政權精英妥協，「寧靜革命」基本上放棄了對威權統治時期遺澤的深度檢討與清算─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以金錢「補償」換取受害者怨恨的平撫，較之南非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以特赦換取真相的做法實有雲泥之別─只有真相本身，未必能達成和解，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失去了真相，將永遠無法和解，因為和解必須立基於正義，而正義的實現，則繫於真相之揭露。沒有了真相，純金錢的補償矮化了人民受難的意義，使「正義」成為瑣碎的資源分配問題。這種對歷史真相和稀泥的態度，對社會道德的傷害是無比深遠的，對族群和解的達成是有害無益的。造成當代台灣社會之缺乏是非感，台灣媒體與公共論述之犬儒偽善，政治領域中舊政權的加害者紛紛改頭換面，靦不知恥地以民主鬥士自居，豈不正是因為前一階段的民主化過程，從未正面檢討過加害者的責任之故嗎？從這點來看，「寧靜革命」確實是寧靜的，因為它對「正義」的問題，完全保持緘默。
於是，九零年代以來的台灣，我們看到了這樣一齣荒謬劇：威權時代的被害者一一現身，悲情的被害故事一一出土，然而在聲音與憤怒之中，我們看不到任何加害者，我們依然像等待果陀般地在等待加害者現身。然而此間若干媒體力捧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安慰我們─或許應該說安慰「他們」─那些惴惴不安的前加害者們，別擔心，你們不用現身，因為所有的責任，都可以讓那無名的「大歷史」和「結構」來承擔。許多研究台灣的政治學者也繼承了這種荒謬劇式的歷史結構論，將蔣氏政權在中國和台灣的建國(state-building)過程對中國和台灣社會進行的血腥的國家暴力行為，以「歷史─結構」與「政治發展」的「宏觀」角度輕輕帶過。有趣的是，這個結構論述裡面卻又暗藏了一個行動理論：蔣介石可以把他在中國的失敗以及二二八鎮壓推給歷史結構的限制，而蔣經國也可以把白色恐怖以來鎮壓屠殺異己的責任推給歷史的必要，但另一方面蔣經國卻又可以突然超越歷史限制，「洗心革面」，成為自主的行動者，台灣民主的偉大推手。論殺戮與失敗則推給歷史結構，論成就與功勞則歸於統治者之英明領導，這真是穩賺不賠的生意。然而這個論述還不只是機會主義而已，它還是極度不道德的。為什麼？因為它使加害者與民主的鎮壓者搖身一變，成為民主的恩賜者，而這不僅僅是如吳乃德所指出的，抹殺了民間自主力量對民主化的貢獻而已；它更進一步無恥地要求所有被害者要感謝這個加害者。換言之，這個論述不僅要幫鎮壓人民的獨裁者推卸責任，還要侮辱這些受難者辛酸的靈魂。由此觀之，最近若干媒體與政黨與政治、文化明星如馬英九、龍應台之流，大張旗鼓地美化蔣經國時代，重新膜拜蔣氏，實在是對威權時代之受害者極其不尊重，道德上極其不敏感的行為，也反映了這些吳乃德所說的「昔日威權體制的一員」的傲慢與缺乏反省。
整體而言，這種美化獨裁者侮辱人民的論述，可以說是民主台灣之中殘存的一種「反動論述」。這種侮辱人民的反動論述竟然存在於今日台灣，甚且發榮滋長，說明了對歷史正義保持沉默的李登輝「寧靜革命」在公民道德領域與人民心靈層面上的失敗。今日的李前總統憂心台灣社會是非不明，然而在某個意義上，今日飽受委屈的李登輝難道不是當年對歷史正義沉默不語的李登輝的受害者？當然，我們並非不了解當年李氏身處虎口，手無寸鐵的艱難處境，然而面對正義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對歷史求全；為了告別恆久盤據在台灣人心中那巨大的悲情與怨念，我們不得不以春秋責賢者；為了真正和解，我們不得不全面地記憶。為了走出中國陰影，今天的李登輝終於開始渴望喚起台灣人的歷史意識了。會的，李先生，台灣人會歡悅的、勇敢的記憶我們的歷史的，但也請您和我們一齊來記憶，不僅記憶那光明的，也記憶那黑暗的，不僅記憶自己的勇氣，也記憶自己的怯懦。唯有如此，我們才會有力量拒斥那不道德的、那傲慢的反動論述。
吳乃德是一個謙遜而溫和的學者，和不知分寸、夸夸其談的我截然不同，然而他的這篇蔣經國評論，輕聲細語地，但又如此雄辯地，打破了台灣民主化過程對正義與道德的沉默。
第二點是一個理論問題，我想和吳乃德教授商榷。吳教授在分析蔣經國時使用了一個二分法，即傳統與現代獨裁者之區分，並指出現代型獨裁者的特色之一，就是會以各種方式創造人民之普遍支持，而蔣氏即屬此類型。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傳統型獨裁者也可能試圖創造人民之普遍性支持，而這往往亦有其意識形態基礎，如中國帝王對儒教所謂「聖君賢相」的「德治」之迷戀。事實上，蔣介石、蔣經國父子─至少在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底下─都自比為以德治國的儒教明君。整個國民黨那套「親民」「牧民」的家父長統治的意識形態正是以儒教政治哲學為本的，而這套政治哲學雖然絕對稱不上是「民主」的，但卻非常重視人民的mandate。換言之，群眾政治合法性似乎是一個古往今來所有統治者都要面對的永恆的政治課題，而非只是現代獨裁者獨有的關懷。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出現的「開明專制」大概可稱是吳乃德所謂的「現代型獨裁」的原型，可是誠如吳乃德所指出的，不愛讀書，缺乏現代知識的蔣經國，顯然與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或俄國凱薩琳大帝截然不同：他或許是一個精於審時度勢的現實主義者，但他絕不是伏爾泰或西方啟蒙理性主義的信徒。事實上，就這點而言，他甚至遠不如台灣現代史上另一個著名的威權統治者─也就是醉心於所謂「理性獨裁」的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若與具有強烈「哲學家皇帝」氣質的李登輝相比，則蔣氏更是相去不可以道理計。由此看來，蔣更像是傳統型獨裁者或者舊式的中國君主。
事實上，所謂「現代」與「傳統」型獨裁者的區分本身就是容易誤導的。在西洋政治史的傳統中，「獨裁者」(Dictator)有兩個主要意義：在羅馬共和時代，獨裁者指緊急狀態下被賦予絕對權力的行政官(這也就是所謂「憲政獨裁」的起源)，而當代所統稱的獨裁者則是指鎮壓民主，具有絕對權力的統治者。後一個意義的「獨裁」是後民主時代的概念 (post-democratic concept)，它在現代民主興起之後出現，而與民主相對。就獨裁的這個語義而言，我們可以說在現代民主體制興起之前，所有統治者都可說是不同程度的獨裁者。因此，在前民主時代，對統治者的主要道德評價─至少在啟蒙時代以前的西方─比較常著眼於某位統治者是否是「暴君」(tyrant)或者「君主」(prince)。根據古典希臘政治哲學的界定，「暴君」(tyrant)或者「君主」(prince)的差別，在於前者的權力缺乏法律依據，而後者的權力則是因法律而產生的。換言之，一個權力來源不合法的統治者，即使他的施政結果有利於人民，仍舊被視為tyrant。
繼承了古希臘哲學家這個觀點，並進一步提出著名的「暴君誅除論」(tyrannicide)─也就是人民對不合法政府的抵抗權的思想源頭之一─的十二世紀基督教思想家John of Salisbury，對prince與tyrant的區別，提出了一個最扼要的描述： "Between a tyrant and a prince there is this single or chief difference, that the latter obeys the law and rules the people by its dictates, accounting himself as but their servant."
由「tyrant」這個定義來看，我們忍不住想問：蔣經國無疑是一個dictator，但他是不是 tyrant？這個問題，涉及了蔣經國乃至整個國民黨政權的法理上的正當性問題，從戰後政治史研究的角度，這恐怕是很難迴避的關鍵問題。事實上，整個七、八十年代的台灣反對運動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正是人民的抵抗權。既然吳乃德這篇獨裁者蔣經國論，已經掀開了台灣蔣經國再評價的Pandora's box，而他的經典之作─他的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所探討的，正是國民黨外來政權如何創造本土的legitimacy的問題，因此，我很希望能夠再聽到吳乃德教授對這個相關問題─國民黨政權的legality/lawfulness─的看法。美國歷史學家Charles Maier曾說，我們無法控制歷史，只能質問歷史。國王雖死，但卻陰魂不散，我們所能作的，只是在執著地質問歷史之中，嘗試裸露一點他那陰鬱複雜的靈魂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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