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韓國工人曾經以勤勞、守紀和順從而聞名於世。在八０年代之前僅有少數的抗爭一年很少超過一百起。最大的一次則是1976海大麵包工人爭取減少工時。而七０和八０年代勞工抗爭首要目標是過長的工時和非人的工作條件；但相較之下，九０年代開始則是保護工作穩定性和增強勞工的組織力量，勞工變得非常的具有抗爭性。
事實上，同屬東亞地區的勞工，都在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被動與順從的角色。他們被置於嚴密的國家控制之下，與拉美成為鮮明的對比。主要原因在於東亞各國在二戰後左翼雖有短暫對勞工的政治動員，但是左翼勞工被強大的反共國家機器完全摧毀，勞工沒有留下任何組織化和意識形態的特點。然而相較之下拉美政治菁英則持續遇到一種兩難局面：一方面要控制組織化的勞工；另一方面要尋求得到影響巨大的勞工團體的支持。但在東亞，勞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對象，從未被視為主要的政治同盟者或選民（有趣的是，現任政府的左傾思維，正考慮對日帝時期的左派獨立運動家予以平反，參見朝鮮日報〈呂運亨先生復權帶給我們的反思〉）。
韓國工人這個自覺的階級的形成，在八０年代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這些變化是七０年代開始的變化累積的結果。從七０年代後期開始，學生活動家和政治異議的知識份子便開始與基層工會運動建立起了密切聯繫，記載下大量工會運動、有關雇主和政府壓制行動的情況；而韓國工廠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詩歌、劇本和有關抵抗行動的集體報告寫下了很多材料。 一個辯證的發展是，韓國的文化和政治權力同時壓制了工人的認同感和自覺，卻也提高了工人的認同感與自覺。文化上家父長制阻礙工人集體認同的形成，但對過去記憶的重新建構和民眾文化卻成了鍛造「反抗性」的動者認同的重要文化工具。政治上國家的鎮壓政策限制了社會運動的政治空間和組織資源，但這些政策促使勞動衝突政治化和促進勞工鬥爭與爭取民主政治運動。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應，推動了勞工戰鬥性和階級意識的快速提高。因此，在韓國快速工業化過程中，階級衝突的辯證法與文化和政治的辯證法密切地交織在一起。
從沒有工人階級到快速的發展國家下，出口導向的工人出現。產業由輕工業轉向重工業，被視為地位卑下的工人開始由零星的反應變成集體的抗爭。尤其是當八０年代的前五年，韓國勞工運動開始高度政治化。「工人—學生聯盟」成為八０年代學運的主導戰略，數以千計的學生離開學校進入產業領域，木地勢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識。在1987年的大罷工後，勞工運動行動者由輕工業的女工轉向重工業的男工；工人鬥爭目標、主題也產生重大變化。工人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也大大提高，工會權力增強，工人的市場地位也顯著改善。
事實上在1987年之前組織的工人是備受政治的壓抑的，組織也是弱的，並且多僅能扮演臣屬的角色。在威權的勞工法中，工會被禁止政治行動、罷工是違法的，集體議價僅能在一個工廠層次發生，每個企業只被允許一個工會，並且很多工作逞所被禁止組織工會。而官方全國層級的工會組織，只有李承晚時的「韓國總工會」 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 (FKTU)。但是FKTU卻被後來朴正熙的 Kore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CIA) 監管，以及全斗煥的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formerly KCIA)更嚴密的監管，所有的工會都被要求參加。
在1987年的夏天藉由大眾罷工潮以及政治抗議，勞工與中產階級的利益聚合伴隨學生與農民要求體制的改變。然而後續的盧泰愚大統領的憲法仍是專制的，而他的勞工法也是如此。盧泰愚的憲法並不承認工會的政治角色或獨立組織。回應的，接著獨立工廠工會積極行動的成功，在1990一個獨立的勞工聯盟出現了，Korean Alliance of Genuine Trade Unions (KAGTU)隨後在1995改組為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KCTU)也就是韓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民主勞總，KCTU）。
這個發展使得勞工運動沿著政治線切成兩半。最近的統計 FKTU圍繞二十三個產業層次的工會3778個工廠層次的的工會以及1,022,586的會員；KCTU 含括十四個產業成次的工會，1,169個工廠層次的工會以及 455,483個成員。大多數的工會的工人被威權者所創造的組合以遷就主義與通敵主義的聯盟，繼承來自獨裁時期延續支配工會理性的策略整合的形式。在選舉民主後，其主要的手段以宣稱工會的獨立以及集體行動的展現是「罷工」。
然而工人在取得重大成果後，隨即遭遇民主化和全球化下，來自資本和國家強大的反攻。勞工的戰鬥性受到先進管理方法的抑制，勞工運動也逐漸和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分離。新的資本積累策略使得以前同質性的工人階級因行業、部門和職業不同而四分五裂，淡化其階級認同。與此同時，因全球化而必須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促使新的抗爭主要集中在「工作職位保障」之上。而左翼同時也順勢推出了自己的政治團體。在1997年，民主勞總結合其他社運團體，共同推舉媒體勞動者出身、前民主勞總委員長權永吉參選總統，並為此組成了「國民勝利21運動」。隨後在1999年成立了進步政黨準備委員會，著手組黨的工作。2000年1月，自許為代表「勞動者、農民、都市貧民、小企業主、女性、學生和進步知識份子」的政黨-民主勞動黨正式成立。（參見〈民主勞動黨的奮進與前途〉一文）
然而，當「工會」成為新興的政治力量之後，當勞動黨與民主勞總取得權力之後，「權力工會」被質疑成為新的腐化來源。近來頗受注視的「起亞汽車工會事件」中，甚至連企業遷移工廠和重新部署人員都需要獲得工會同意。而企業工會甚至可以進一步介入人事權和經營權。工會幹部一旦翻身為權力掌握者，就離開了工作現場，邁向政界，成為「勞動貴族」。這使得韓國的勞工抗爭和工會運動模式越來越喪失與以前獨裁主義資本主義相聯繫的獨特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逐漸趨同於其他工業社會流行的普遍性的工會運動模式。
目前韓國的左翼正站在十字路口，一邊是堅持實踐自己改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理想，並奮力推動由下而上的草根民主；另一邊則是既得利益者充滿權力的誘惑，使得左翼陣營逐漸的喪失激進而成為保守，甚至墮落。近來出現的這些案例，都顯示韓國左翼有「腐化」的可能。「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若左翼陣營失去了其原本的工作現場以及勞動者的心，剩下的只是無止盡的權力追逐以及不可避免的腐化。
如果左翼不能站穩腳步……
「而誰，才能真正代表弱勢的農工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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