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國科會朱敬一主委的「台灣人才斷層再無作為將死狀甚慘論」與「台灣碩博士將突破百萬大關」，這兩個看似矛盾（人口的23分之一都是碩博士高等學歷，卻出現人才斷層？！）的新聞，引起了廣大的迴響與討論。
仔細一想這兩個命題若要同時成立，要不就是台灣留不住這百萬人才，要不就是這百萬碩博士並非人才。此時，我們還得回過頭來思考，到底什麼是「人才」？
朱主委以及若干經濟學者，依照古典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的原理，控訴台灣不尊重人力資源的市場機制，給予所謂人才的待遇太低（甚至說人家是肥貓），因此造成人才出走，這也是台灣人才斷層出現的主因。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這些經濟學者眼中的人才，其實應該是指涉具有研發、創新或是管理高科技業的人（甚至還要具有外語能力與國際觀），這類的人，才是所謂的「人才」。若依照此觀點，教育部高等教育中所累積出來的近百萬碩博士，其實「並不都是人才」。
然而，若這些人不是國家期望中的人才，為何要投注教育資源去創造出這些預期將會造成高失業率的非人才的另類人才？歸根究底，台灣政府在人才的期望與人才的培育上有兩套思維：一個是以高度經濟成長為目標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一個則是以推廣普遍與終身教育的普及全民教育思想。但台灣的人才都出走了嗎？若如此，台灣的人才為何出走？
第一，台灣人才並未都出走，因為出走的主力是那些電子製造業相關的高科技人才、管理製造業的人才，或少數金融服務業的人才。這些人才出走的原因，在於「尋求另外一個更可以表現的舞台」，這個舞台不論是在中國、美國、日本、香港，總之，並不在舞台比較小的台灣（而且出了台灣，在其他國家的舞台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
第二，而留下來的非上述項目的人才，則是在台灣「找不到自己的舞台」。因為在台灣，仍舊以電子製造業為主的思維下，其他的人才，其實沒有發展的餘地與空間。體育人才，設計人才，文創人才，台灣目前真有給他們應有的舞台嗎？這些人才在台灣，都還掙扎著生活，很多人工作了十年也未必能固定拿到五萬以上的月薪；
第三，如果在第一裡面所提到的台灣人才外流得很嚴重，那麼是誰造成人才外流的效應？如果在第二裡面所提到的其他科系的台灣碩、博士過多，那又是誰造成不能立即創造高度經濟成長的人才過剩？
Stupid, it’s Politics!
事實上，造成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者，還不都是台灣的「政府」。
理由很簡單，如果認為留不住人才，那麼一方面得創造出更多類似的人才，另一方面得讓這方面人才的薪資提高；如果認為高等教育人力過剩，那麼應該檢討各學門的比重，並且逐漸縮減教育研究市場的人力供給。而這些都是所謂的「政府」可以辦到得。更不用說，政府是否應該努力規劃或是育成一些新的、可以創造出高附加價值的新興產業領域（例如文創、農產品），這樣甚至可以將所謂過多的人才資源引領到增進國家資本累積的方向。
如今，幾位信奉新古典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的學者，大聲疾呼要用盡辦法留住人才，這雖不能說是飲鴆止渴，但其實是治標不治本的作為。如果台灣全體的經濟有所提昇，整體薪資都上漲了，那這些高科技人才或是管理人才，難道薪資不會提高嗎？
而沒有一個清楚的產業政策方向的背後，其實也是肇因於沒有一個清楚的兩岸關係與國家的自我定位。因為對台灣來說，市場在哪裡，以及要如何進入該市場，其實不是經濟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所以，純人力市場供需的經濟思維，根本解決不了這個政治性的問題。
而誰該負責來化解這兩個矛盾的現象？不是百姓、不是學者、不是從業人員，而是那收取稅金，並且時常展現其無所不在公權力的政府！
因此，請行政官僚不要任意地以過去學者的身份來放話，應該要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作為，否則，憑甚麼領取以我們繳納的稅金所支付的薪水？雖然，我們也可想見，高級知識精英份子出身的官員們可能會心想：「這是什麼話，我已經夠委屈了耶！在市場機制下，我可是可以領取更高的薪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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