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韓識韓不哈韓，比較研究為台灣

在上週五的一個小型演講會中，見到某位研究員拿出第508期的天下雜誌給演講的韓國教授看，封面上赫然是跳著騎馬舞並把韓國國旗當作披風的psy（老實說，那畫面看起來真像是個背著大包袱偷東西的小偷……）。

韓國明智大學政治外交系的鄭鎮民教授。他大學畢業後曾經以外交特考第一名進入韓國的外交部，工作十年後決定赴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專長領域為國際關係。但這次給的演講是關於「韓國選舉與台灣選舉的比較與其中的中國因素」。

這照片還真有像背著大包袱的小偷。。。如果有注意到的話，Psy在外國的訪談時，絕對是戴著墨鏡出場。
 

但既然看到了天下這期的雜誌，出於好奇目前台灣雜誌社會如何做韓國系列的報導，還是把它找來看了一下。讀了之後發現其中的幾個主要觀點，跟我在一些場合中或是自己的文章裡面也做過的分享沒有差很多，整體來說雖然難免還是有些過於側重「政府角色」與「資本主義邏輯」，但還能算是個平實的專輯報導。以下簡單紀錄幾點在讀後，覺得可以提供再進一步去思考之處：

一、從「江南style」的江南區開始來敘述韓國的兩極化，是個不錯的策略。但事實上，這乃是對韓國本土社會的兩極化現象的片段理解。其實，韓國的「兩極化」現象，並不是僅出現在經濟層面上，而「社會對立」，主要則是出現於在「地域間」以及「世代間」的對立。也就是說，所謂的「貧富兩極」，其實是沿著「時間」與「空間」這兩個軸線，將韓國社會切割成多種層面的兩極化對立社會現象中的局部現象。而由此引伸出所謂「保守派」與「進步派」的價值對立，其實是有其一系列的兩極化發展脈絡，其對立面則包括了：對美、對北政策的不同；對過去史理解的不同；對成長與分配邏輯的不同；對教育與福祉措施的不同……等面相。而這種「南南糾葛」（相對於南北之間的糾葛，而是發生在南韓內部的內在衝突）的「社會對立」，絕對無法只用「貧富兩極」就可以說明清楚。

二、將韓國政府或企業的很多動機都歸咎於「為了贏」，為了拼勝利，是一種過於強調「文化面相」（韓國的民族性）的「事後回溯」解釋途徑。如果瞭解韓國的歷史，就會發現韓國政府與大部分的企業的一些作為，其實根本不是「為了贏」，而是「為了活下去」。加入FTA這件事情從韓國接受IMF援助，並將外交部改為外交通商部就可看出端倪。但也就是因為如此，使得名義上互相對立的「進步派」與「保守派」政黨，實際上的政策作為並沒有太大的差距，而更是因為如此，才使得安哲秀得以出現。

三、在案例的選擇上，本期選擇了科技產業還有NHN（其日本分公司創作出LINE，而旗下擁有韓國最大入口網站naver的韓國最大網路公司）做為證成韓國發展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然而，在韓國，目前這種由政府政策輔助產業的成功例子中，只有在需要資本高度集中的製造業與網路通信業上，或許有所成就。但其成功卻是建立在「上下整合、集中化」中，企業集團將營收損益互相分擔的危險基礎之上。而在我所訪談過的中小企業中，幾乎沒有業者認為從政府那邊或得過什麼特別的幫助。也就是這樣的發展結構，其實韓國的社會是極端的資源配置扭曲，並且是透過政府的「制度」與「政策」，將人群推向對立的兩極。

四、選擇了訪談鄭雲燦，並且分析安哲秀現象，是個不錯的論證策略。這兩位某種程度反應的是：在現有的韓國社會結構之下，由平凡家庭出生的人，還是有透過其自身努力，可以成為社會精英（雖然這種可能性已經很低很低很低）。只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韓國的「主流社會」其實是將「安哲秀現象」貶抑為如同「江南style」的「B級文化」現象。此外，雖然目前安哲秀的人望很高，但事實上任誰對他本人的「政治能力」與「政治判斷」都是有些懷疑的。其實，沒有一位韓國總統在上任初期不被賦予極高的期望。盧泰愚被認為可以承接威權與民主政體、金泳三被認為可完全擺脫威權政體、金大中被認為可以破除地域主義的獨占、盧武鉉被認為可以脫離三金時代的舊政治、李明博被認為可以救韓國的經濟不振。但事實上的結果呢？沒有一位總統可以在任期後段不陷入貪腐的醜聞之中。安哲秀的能以出現，的確是反應了韓國民眾對既有政治格局的不滿。但至今安哲秀雖然試圖說明其「價值政治」的「價值」部份（見『安哲秀的想法』一書），但還沒辦法展現出其「價值政治」的「政治」上的能力。做為一個政治研究者，對於一位沒有過任何實際政治經驗者，在第一次介入實際政治時就從總統大位開始，其實還是會有某種程度不安的感覺。

五、此次的專輯名稱為「韓國15年甩開台灣」，在封面故事中描述韓國經濟成長過程以及在發展中所發生的問題之後，反問了一句：「韓國模式，值得學嗎？」但事實上，韓國模式的形成，在本土脈絡上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而在國際脈絡上台灣並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為一個國家，因此真正要問的應該是：「從韓國模式中台灣可以學到什麼？」其實韓國政府的若干政策設計、外交體系為商業談判所做的準備、韓國企業為了活下去的商業模式創新……這些部份都是可供台灣參考之處。此外，韓國根本就沒有把目標放在甩開台灣之上，其開始是為了追逐日本，而最終在某些領域上領先了世界。韓國並沒有跟台灣交往，所以台灣也不用去認為是韓國甩開了台灣。反倒是如何提昇台灣在產業界的位相，想辦法再次成為韓國可敬的對手，才是更重要的當務之急。

六、在本專輯中提到台灣學者意見的時候，主要是詢問了兩位原為東海社會學大老的意見與看法。很有可能是出於學緣，因此使得撰寫這系列文章者與編輯群，就教於這兩位大老的意見。當然，這兩位大老也的確有堅實的學養和研究資歷可以提供正確的觀點與看法。但我馬上想到的是：「如果不問他們意見的話，政治學界中，是否有值得被詢問的對象？」事實上，由於政治學界對東北亞區域研究的忽視（或是區域研究領域裡面，過份地著重於「中國研究」，或是將資源放在「東南亞研究」之上），使得當我們在看到發生在東北亞的某些特別的政治事件或現象時，卻似乎不是很容易去找到真正合適的政治學研究者來詢問其意見，並以其見解來為群眾解惑。

七、其實，目前韓國所面臨最大的問題跟台灣一樣，都是所謂的「無感」成長以及「無雇用」（或僱用型態改變）的成長。只是由於就經濟指標上面，韓國的成長速度比台灣還要顯著的多，所以就成為台灣民眾急於去探討為何會出現如此差距的對象。但那天在跟鄭教授聊天時，他反而覺得目前韓國民眾的生活才真是苦不堪言，整體的社會氣氛是「感到絕望並覺得無法改變現狀」的人非常的多，而民眾更羨慕台灣相對來說較為平均的社會結構。或許，這提醒了我們，在進行「比較」或「比較研究」之時，必須得清楚說明想要比較的「基礎」是什麼，而不是只從表面的幾個數據，就來論斷孰優孰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