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這篇文章是今年九月時，韓國京鄉新聞（경향신문）對在台北所舉辦的「在帝國交錯地尋覓脫帝國」研討會的記實報導。從他者（韓國）的角度來看自己（臺灣）或許更能讓我們看到自己所不認識的自己。因此我就把這篇報導給全文翻譯出來了。本文翻譯雖央請精通中韓語的韓籍研究員加以改正，但如有錯譯或是文意不通之處，自然是我的責任。請識者不吝予以指正。 「將受害轉為受惠」 臺灣的夢
瑞南論壇在沖繩、胡志民市之後，於台北舉辦第三次東亞巡迴討論會。韓國與會者，除了參與了九月三日，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所舉行的會議之外，並於九月一到五日期間，探訪了多處臺灣的文化古蹟。與會者藉此機會探訪了包括：深具西班牙與荷蘭殖民經驗的紅毛城（紅毛城：意為由長滿紅色毛髮的蠻族所建立的城堡）、直接保留日本殖民經驗的總統府、紀念國民黨接收臺灣後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的二二八事件紀念館、國民黨與共產黨爭奪中國敗退時，由當時從北京紫禁城中帶來的國寶為基礎所設立的故宮博物院等地。
有別於韓國的處理方式，見到臺灣將日本殖民地的象徵建築物――依照「日」這個字的形式所建築而成的總督府――仍援用為今日總統府的這點來看，可以充分地感受到韓國與臺灣之間的差異之處。但事實上，位於總統府附近，由目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民進黨政府主導之下，將由「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的施工現場，亦與仍在使用中的總統府建築物形成了莫大的對比。如此堅持主張「去中國化」的台灣獨立路線的民進黨的立場，我們在故宮博物院參訪時也可以明顯地感受得到。在故宮的展場中，透過逐漸減少中國歷史遺物的比重，並增加過去不受重視的伊斯蘭文化等的展示項目比重的這點來看，可見民進黨政府其意圖將中國的歷史遺產，視為在台灣「多元化他者」之一的這個觀點。
為何在台灣，存在了上述的這些現象？當然，令人馬上聯想到的就是民進黨為了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意圖凝聚自己支持者的政治動機。例如這次會議期間所參訪的「二二八事件紀念館」，即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報導民眾示威內容的臺灣廣播電台的所在地。紀念館裡面所陳列的處處可見的歷史紀錄，充分地說明了主張臺灣民族主義運動所具有的正當性。尤其藉此，能充分瞭解臺灣所以將國民黨敗退與全面轉進臺灣的五十年間所引起的長期獨裁體制，與日本殖民地統治視為類似的統治經驗，則主要起因於二二八事件。若將國民黨的獨裁認識為某種殖民統治，那麼日本與中華民國便都可以轉化視為實施殖民統治的「他者」，甚至最終可說出「日本的統治更為優越」的這種評價。
如此說來，國民黨果真是殖民支配者？台灣真是中華民國的殖民地嗎？對於此，會議參與者中的吳叡人教授，關於二次世界大戰清算過程中國民黨所呈現的態度提出以下看法，可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民黨將戰犯裁判與辨識民族背信者的這個雙重尺度，同時適用於臺灣的親日人士，導致臺灣一方面有許多人被判為戰犯裁判，同時也存在著許多被視為漢奸的間諜或是日帝協助者的身份而被提交審判的人。國民黨的這種態度，二次大戰前當時即使是基於相當程度的逼迫，亦或是可看成對於竟有六十萬名臺灣人自願加入日本軍的這個事實的激憤，但我們由此仍可知，當時國民黨或許將臺灣人視為不足以稱呼之「我族」──亦即「他者」或「他人」。此外，必須要謹記在心的是，這種悲劇歷史的背後，事實上透過長期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所生成的臺灣與中國間的斷裂性，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既是如此，對於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雖然將始於西班牙、荷蘭到後來的日本帝國的殖民地經驗與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全都是「他者」統治，但他們似乎認為其中日本帝國較為尊重臺灣人。只是，對於這種親日情緒與目前民進黨的親日政策，亦正受到台灣內部以國民黨為首的政治派閥的攻擊。換言之，在中華帝國與日本帝國，甚至國民黨所受的美國帝國主義的政治、文化全盤的影響之中，臺灣正在苦惱如何從中脫離，並找尋出真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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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今日與明日（31）多重殖民經驗與臺灣民族主義
京鄉新聞 2007.09.21
（原文請見 [동아시아의 오늘과 내일](31) 다중적 식민경험과 대만 민족주의）
圖為1624年在西班牙殖民佔領地所建設的紅毛城。結合了有歐式風格的內城與清朝建築風格的外城的紅毛城，將臺灣的殖民歷史以濃縮的方式呈獻在世人面前。
在台北舉行第三次東亞巡迴討論會的與會者。
東亞歷史版圖之中最赤裸裸地目睹中華帝國的滅亡與日本帝國的興起，不外是日本殖民地，而韓國與臺灣都曾經歷過這種歷史的桎梏。臺灣從自己曾經視為祖國的中華帝國割讓給了日本，而後再透過遭受日本殖民統治過程之中，體會了找尋臺灣人認同自覺的經驗。以這種自覺做為基礎，臺灣人在國民黨長期獨裁政治之下，透過臺灣民族主義的運動，開始懷著以臺灣人為主軸建設民族國家之夢想。
「將受害轉為受惠」 在克服殖民地帝國主義的現場
臺灣能否實現民族國家的建設之夢？此外，在當前國際政治現實之中，他們對於自己的未來抱持何種看法？
透過「在帝國交錯地尋覓脫帝國」的這個主題，我們與臺灣的知識份子一同分享了坦白與率直的討論。在這次會議之中，韓國論文發表者包括白永瑞（延世大學社會學系教授）양태근（翰林大學亞細亞文化所研究員），此外參與討論的研究者包括崔元植（仁荷大學韓國語文化學系教授）、김도희(韓神大學中國地域學系教授)、강태웅(光云大學日語學系教授)等人。至於臺灣方面，論文發表者包括陳芳明（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紹理（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與談人則包括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佩珍（東吳大學日語系教授），何義麟（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教授）等學者。
會議開始時，此次會議的共同主辦單位，亦即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陳芳明教授發言指出，對於韓國知識界透過現場探訪嘗試體會並理解他者的歷史，深受感動與豔羨之感。相對於此，臺灣知識界至今仍一如從前只關心自身問題，他也對於此一偏狹視野加以批判。在美國留學期間，因參與反國民黨運動而被列在黑名單上，以致於不得返回臺灣；而在民進黨創黨初期，曾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陳芳明教授，亦對目前陳水扁總統的個人非理性與無能所引起的巨大危機與危亡的現實政治，予以強烈的批判。但是陳芳明教授大聲疾呼，臺灣的歷史保存了數次的殖民統治經驗，因此「受害如何轉化為受惠？」才是臺灣必須要追求的價值。從西班牙到國民黨政府，臺灣確實曾被無數的他者統治，但這種帝國主義給予的受害經驗，其實不只是個受害，他們仍期待將其克服並轉為受惠的契機。由此樂觀的思考模式，足以看見臺灣的未來將不再是灰暗的。
吳叡人教授尤其認為，臺灣在冷酷國際現實之中無路可走，並在會議中對臺灣的將來始終堅持灰暗悲觀態度。他以「在東亞論述之中，臺灣果真能成為其成員嗎？」的這個質疑開始，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無法搭上民族國家列車的臺灣，可說是無能的賤民」，並認為在中國正在崛起的現實中「臺灣只能默默地準備」，以暗示這在中國與美、日對決的國際格局之中，臺灣不易找出未來可走的路。對此，白永瑞教授便提出以下疑問，亦即「每一社會何必僅以達成國民國家、建造富強國家設定為最高目標？」，這可說不光是臺灣，韓國學者們也必須再三深思的問題。
此次台北行的第一個訪問地，台北市內最有名的寺院中之一的龍山寺中，供奉著聚集了包括佛教、道教甚至是儒教的神祉。透過此可以看出，在接受過諸多殖民地統治之下，蘊含著創新的原動力的臺灣文化的開放態度。與韓國不同，臺灣社會或許可界定為多移民社會，其成員包括原住民高山族、客家人、福建人、國民黨派退時來的外省人，以及最近東南亞外籍新娘所形成的新移民等。或許這種多文化的特質，才是臺灣人如此的開放性的背後因素，同時使得台灣人可以擁有對於「他文化」的包容態度，甚至也因此臺灣人可以將殖民地統治者視為「他者」，並加以比較與評價，亦即臺灣所以導致與韓國形成根本上的差異。
透過觀察這個討論的展開過程，如同崔元植教授的說法，我們起碼可以確認「「文化的實力」，或著「文化的生命力」、則基於文化的生產──亦即創出新文化的能力」。此外，雖只是短暫的現場觀察，亦「目睹了宣洩而出的臺灣文化的生命力」。在過去與現在惡劣與困難的國際環境之中，對比中國的崛起，臺灣透過自己的文化與文學的生產，默默地找尋自己的路。或許這是否最為正確的將臺灣的處境展現於世人面前？
離開臺灣這個現場，是沒有辦法對於台灣進行這種透徹地認識的。邁向現場，深切地體驗到，在其之中才能深入地進行知識的直接交流。這種直接交流的意圖，如同引發出臺灣知識份子的豔羨，並說出「下次也要帶著這樣的主題去韓國訪問不可」的自省的言談一般，突顯出這次會議真正的意義在於，邁出了成為得以「相互理解」的東亞共同體的一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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