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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韓國總統選舉不到六十天，因此興起了一個念頭，想要好好地用簡單的文字敘述，把當前韓國「政治困境」整理的更清楚。但在回過頭來檢視自己寫過的東西之時，突然發現了一篇四年前所寫，但至今似乎仍舊適用的文章。這一篇名為：「燭火背後公民社會的幽靈：南韓民主鞏固的課題」，是2008年我人在韓國，在目睹首爾廣場與清溪川廣場上聲勢浩大的燭火示威後所寫下的觀察短文。
當時曾將此文略為濃縮，並先後投稿到兩份報刊。但由於沒有收到任何的回信，又看到之後部份媒體上被登載出來的相關評論文章，有些不但立論偏頗，甚至與「事實」描述有段距離。
因此，在略為思考並瞭解到台灣報業採用文章的邏輯之後，一直到今年台灣媒體大幅轉引朝鮮日報報導韓國成為「20-50」之林的事件之前，我寧可用韓文在韓國參與研討會、投稿寫作與申請研究計畫，也不覺得一定有必要把對韓國的觀察以中文文字來寫出。
事實上，在不用中文寫作的那段日子裡，讓我得以有機會在韓國的研究機構裡面專心地進行研究。因此之後才有機會被邀請去用韓文發表與韓國政黨政治相關的研究成果；得以在韓國本土政治學類的一級期刊中用韓文出版文章；並且成功地申請到以韓國本土研究者為主要對象，並且必須用韓文寫作的大型研究計畫（共十位名額中，僅我一人母語非韓語）。這些經歷都讓我能有機會去以「在地的觀點」，深入地觀察與研究韓國諸多獨特的政治與社會議題。
不過，由於這一年來有感於媒體對韓國的若干報導造成了台灣民眾一些錯誤的認知與無謂的壓力，為了導正視聽，並且略盡知識份子的責任，因此又針對「20-50」、南韓總統大選「獨立候選人」以及「江南style」等議題，分別寫了時論投稿於報紙（連結中皆為未刪減之文章原稿）。
只是寄稿的結果，第一篇是收到一句不甚禮貌的留言詢問（未見任何署名，只有一句問句：「你覺得20-50是不是有效指標？」），在我認真地寫信回答之後，未見有任何後續來信致意的回覆；第二篇則說擬採用，但附加一句：稿擠若十天後未見報請投另投他報（只是十天後新聞時效性已過，要投到哪裡去？而後果未見報。）；第三篇則是再次地如「燭火示威」該文一般，完全沒有任何地回應。
雖說，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畢竟寫這些文章的我，不過是個人微言輕的nobody。但這也讓我開始懷疑起：「到底有沒有必要在沒有任何 credit 的狀況之下，費盡心力地為那不確定的讀者，把自己對韓國的"在地"觀察心得，化作通俗易讀的華語文字？」
然而，再回頭看看自己於2008年所寫的這篇短文，卻可以發現，其實這類的寫作對我個人而言還是有其存在之意義。至少，從中得以由後見之明的角度，檢視自己對一時的政治現象之觀察是否精準。
目前看來，由於這篇關於「燭火示威」的短文，可說是精確地把韓國目前所遭遇的「結構性困境」交待清楚，因此足以作為「理解」或是「提醒」此次南韓總統大選的中「安哲秀旋風」出現的背景知識。將這篇文章從文字堆裡面翻出來，一方面是想提供對南韓政治有興趣者來參考；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不要忘記開始研究與寫作的「初心」。
對於媒體的「以政治立場為中心，以作者的身份為指標，並以其人脈關係作為重要參考要素」的實態，誰人不明白？誰會不曉得？
只是做為一個對自己誠實的研究者，其實並不想要也沒有需要，在還沒有一個被媒體所「認可的位置」之前，就為了能把自己的看法登上報紙而配合媒體屬性做文字或立場的修正；或者是更簡單地請人打電話去關心一下。畢竟，就算被刊出來了，對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沒刊出來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好損失。
不過，當我們正經八百地做學術研究之後所生產出來的作品，能被非學術研究者好好閱讀的機會實在是太低了（其實被同行閱讀到的機會也沒很高啦。。。），所以某種程度會覺得：透過大眾媒體的「知識分享」，還是有其必要性。
但在當今學界現實「生活壓力」（升等、教學、出版、服務等）如此大之下，其實對沒有穩定位置的年輕學術工作者來說，實在是很難機發出與本業無關的「業外」寫作動力。畢竟在怎麼亂寫，一篇言之成理的像樣短文，至少也是得要花個一、兩個小時，而一天能專心寫作的時間也很難超過五、六個小時。
因此，在「報業投稿邏輯」、「知識分享共有」以及「面對生活壓力」等要素交錯互動之下，依照「理性」來做抉擇，其實很容易地可以歸結出現階段的我「合理的」行動方針：「謹言慎行，小心別得罪任何人，並把精神和力量留在謀生餬口的基礎經濟活動之上」。
那麼，對我來說，究竟「何以為文」？而持續寫這些觀察的意義到底何在？
講白了，也不過就是聊以自表，希望能略盡一個我自己所「想像出來的」，將知識分享給大眾的「知識份子之公共責任」。
當時曾將此文略為濃縮，並先後投稿到兩份報刊。但由於沒有收到任何的回信，又看到之後部份媒體上被登載出來的相關評論文章，有些不但立論偏頗，甚至與「事實」描述有段距離。
因此，在略為思考並瞭解到台灣報業採用文章的邏輯之後，一直到今年台灣媒體大幅轉引朝鮮日報報導韓國成為「20-50」之林的事件之前，我寧可用韓文在韓國參與研討會、投稿寫作與申請研究計畫，也不覺得一定有必要把對韓國的觀察以中文文字來寫出。
事實上，在不用中文寫作的那段日子裡，讓我得以有機會在韓國的研究機構裡面專心地進行研究。因此之後才有機會被邀請去用韓文發表與韓國政黨政治相關的研究成果；得以在韓國本土政治學類的一級期刊中用韓文出版文章；並且成功地申請到以韓國本土研究者為主要對象，並且必須用韓文寫作的大型研究計畫（共十位名額中，僅我一人母語非韓語）。這些經歷都讓我能有機會去以「在地的觀點」，深入地觀察與研究韓國諸多獨特的政治與社會議題。
不過，由於這一年來有感於媒體對韓國的若干報導造成了台灣民眾一些錯誤的認知與無謂的壓力，為了導正視聽，並且略盡知識份子的責任，因此又針對「20-50」、南韓總統大選「獨立候選人」以及「江南style」等議題，分別寫了時論投稿於報紙（連結中皆為未刪減之文章原稿）。
只是寄稿的結果，第一篇是收到一句不甚禮貌的留言詢問（未見任何署名，只有一句問句：「你覺得20-50是不是有效指標？」），在我認真地寫信回答之後，未見有任何後續來信致意的回覆；第二篇則說擬採用，但附加一句：稿擠若十天後未見報請投另投他報（只是十天後新聞時效性已過，要投到哪裡去？而後果未見報。）；第三篇則是再次地如「燭火示威」該文一般，完全沒有任何地回應。
雖說，對於這樣的結果並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畢竟寫這些文章的我，不過是個人微言輕的nobody。但這也讓我開始懷疑起：「到底有沒有必要在沒有任何 credit 的狀況之下，費盡心力地為那不確定的讀者，把自己對韓國的"在地"觀察心得，化作通俗易讀的華語文字？」
然而，再回頭看看自己於2008年所寫的這篇短文，卻可以發現，其實這類的寫作對我個人而言還是有其存在之意義。至少，從中得以由後見之明的角度，檢視自己對一時的政治現象之觀察是否精準。
目前看來，由於這篇關於「燭火示威」的短文，可說是精確地把韓國目前所遭遇的「結構性困境」交待清楚，因此足以作為「理解」或是「提醒」此次南韓總統大選的中「安哲秀旋風」出現的背景知識。將這篇文章從文字堆裡面翻出來，一方面是想提供對南韓政治有興趣者來參考；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不要忘記開始研究與寫作的「初心」。
對於媒體的「以政治立場為中心，以作者的身份為指標，並以其人脈關係作為重要參考要素」的實態，誰人不明白？誰會不曉得？
只是做為一個對自己誠實的研究者，其實並不想要也沒有需要，在還沒有一個被媒體所「認可的位置」之前，就為了能把自己的看法登上報紙而配合媒體屬性做文字或立場的修正；或者是更簡單地請人打電話去關心一下。畢竟，就算被刊出來了，對我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沒刊出來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好損失。
不過，當我們正經八百地做學術研究之後所生產出來的作品，能被非學術研究者好好閱讀的機會實在是太低了（其實被同行閱讀到的機會也沒很高啦。。。），所以某種程度會覺得：透過大眾媒體的「知識分享」，還是有其必要性。
但在當今學界現實「生活壓力」（升等、教學、出版、服務等）如此大之下，其實對沒有穩定位置的年輕學術工作者來說，實在是很難機發出與本業無關的「業外」寫作動力。畢竟在怎麼亂寫，一篇言之成理的像樣短文，至少也是得要花個一、兩個小時，而一天能專心寫作的時間也很難超過五、六個小時。
因此，在「報業投稿邏輯」、「知識分享共有」以及「面對生活壓力」等要素交錯互動之下，依照「理性」來做抉擇，其實很容易地可以歸結出現階段的我「合理的」行動方針：「謹言慎行，小心別得罪任何人，並把精神和力量留在謀生餬口的基礎經濟活動之上」。
那麼，對我來說，究竟「何以為文」？而持續寫這些觀察的意義到底何在？
講白了，也不過就是聊以自表，希望能略盡一個我自己所「想像出來的」，將知識分享給大眾的「知識份子之公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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