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很多關於產業政策的文章，結果發現很多是在討論關於「組織理論」、「企業策略」以及「勞工運動」。有時後讀的深入一點，頓時陷入一種困頓的心情……這些跟政治有什麼關係？心中正如是想時，課堂上黃老師的一句話「我們必須在其中找出與政治的關聯性」，適時的點醒了我！
這又讓我想起了韋伯的「政治作為志業」以及「學術作為志業」。到底是什麼聲音（vocal）在召喚（vocalize）我，讓「政治的學術」作為我一生的志業（vocation）呢？針對希望從政或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韋伯在1921與1922年分別發表了「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其主旨在強調，無論從事政治或者學術研究，身為行動者本身，不能單單只是重視自我行動的意圖動機是否高貴，而是行動者必須去承擔相關行為的後果，並以此「責任倫理」作為其終身行事作業的規範。
韋伯的想法來由是因為其對於「現代社會」的理解。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過程中，理性化為人帶來了鐵籠（iron cage）。原因是理性化所帶來的科層的官僚體制，使得人在科層化中失去了人應有的素質（dehumanize），反而成為組織的工具。世界因而過於理性化，沒有了最終極的意義，生命缺乏了秩序。然而，現實中根本不能擺脫鐵籠的存在，所以人應該要自覺地忍受鐵籠的局面，理想中的烏托邦是不會出現的，社會中有很多不完滿的地方要人去承受，所以我們能做的只有「盡量提升自己的承受能力」。
「志業」（vocation），就是我們一心一意地投入於某件事中，人生的目的是為一件事物而生存，個人的得失已經置於道外，這樣我們才會有足夠的承受力。假如一個人要以學術作為志業，那麼追求清明（clarity）就是他的目標，如果他追求政治為志業的話，就要對群眾有責任感（responsibility），這可以作為我們面對鐵籠的人生時的一個參考。追求清明是指追求愈來愈清晰，但是知識是不能夠推論到價值立場的，有學識的人也不代表他的價值立場絕對是對的，知識不能夠保證行動的選取是正確的，所以一個學者應該培養出『個性』（personality），嚴守自己對學術的追求以及能緊守自己的學術岡位。學術工作不可以為附和某個價值或政治取向而做研究，一個教授也不應該做先知（prophet），在課堂上將自己的價值傾向灌輸給學生。
相對於價值中立的學術，政治就是將學識應用到實務上，做為一個政治家應該要嚴守自己的本份，對事情作出適當的決定，對自己所作的決定要負責，不可以以信念作為推卸責任的藉口，一定要自己承受自己的責任，政治家有了責任感，作決定時才會有動力去周全地考慮，盡量做到最好，另外政治家也要有熱情（passion）和分寸感（sense of scale），所謂熱情即是對政治的熱誠，願意獻身於為人民服務，即使是被群眾誤解也不介意。而分寸感就是懂得衡量輕重，做事有分寸不會被環境所衝昏頭腦。
韋伯的分析至今仍具有相當的效力。以此觀之，吾等小輩現在試圖做的，正是將實務的政治現象，做為中立的價值來研究。然而「政治的學術」可說是個高難度的動作，君不見政治學者處處受限於陰謀論，動輒得咎。政治學界想要完全撇清於現實的政治，而不淪於「學術的政治」，是件多麼困難的事啊！？即便自認為中立於世，難保別人不會幫你選個邊、分個色。此時一個學術小角色能做什麼、該怎麼做呢？這讓我想起舊約聖經箴言書第四章第23節的話：「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希望有志於以「政治學術」作為「志業」者，不要忘記自己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初衷！
參考資料：論涂爾幹，韋伯及馬克斯的古典社會學理論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