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很難以簡單的一句話完整表達，什麼什麼是政治學研究的對象？但可以確信的是，「權力」是「政治學」的研究重點之一。
多年來關於政治學中「權力（power）」的研究，「權力的三個樣貌」是最常被舉出來的討論。權力的三個樣貌分別為一、R. Dahl的單面向的權力觀：權力的展現從「迫使他人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的「強制的能力」（例如：老師較不喜歡寫作業的學生寫作業、軍隊中的上下服從關係、公民的繳稅……不過有時候這些強制的能力有可能是自願被接受的）；二、Bachrach and Baratz雙面向的權力觀：「任何型式的政治組織依其制度所產生的偏差性動員，使得某些議題被組合進入政治範圍而某些議題被排除在外」的「設定議程的權力」（例如：原住民、婦女、少數團體的法案很難被排上立法院的議程）；三、S. Lukes三面向的權力觀：「虛假意識」（false consensus）」與「操縱意識（manipulated con sensus）」存在時，「以社會化的方式將社群各種既定秩序視為自然的、有意的不必更動的神聖的固有秩序的」的「結構的權力」（例如：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觀感、種性制度、家父長制……這類權力影響極大卻也極富爭議性）（關於權力的討論請參閱郭秋永，2004，〈對峙的權力觀：行為與結構〉，《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期。）
以此觀之，「權力」實以各種不同的樣貌，存在在各個不同的社群的每個角落裏。這三種權力中，顯然第三種權力「由社會化所型塑的虛假意識」是最根深蒂固並且難以去除的，但同是也是最曖昧不清與難以定義的。然而這種權力卻往往主導了第二種「議題設定的權力」與第一種「直接力量的權力」的行使方式。
在現實政治中，到底哪一種權力是我們能加以制衡的呢？這其實將牽涉到我們對於何謂「民主」的看法以及對民主的定義。民主的「理論」多如汗毛充棟，諸如古典民主、程序民主、多元民主、參與式民主、審議式民主……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然而，至今的比較政治中，似乎也只能以Dahl的多元民主的參與、競爭兩面向以及定期選舉制度做為檢驗一個政體民主與否的標準。 但即便有「民主的形式」，民主制度之下，「權力」仍舊有其不斷複製與運作的空間與邏輯。
在韓國近來對於現代史的爭議中，我們看到了明顯的「權力運作」的痕跡。尤其是當左傾政府提出對過去政權所灌輸的「虛假意識」權力的反省後，左傾政權便開始以「議程設定」以及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對保守的政權對過去領導人所做過的「造神運動」進行進行全力的反撲。
由政府主導的韓國「國家情報院歷史真相查明發展委員會（국가정보원 과거사건 진실 규명을 통한 발전위원회）」選定了「七件」優先調查事件，分別是：一九六二年的「釜日獎學會（現正修獎學會）強制獻納及京鄉新聞社強制出售事件」、一九六七年的「東柏林留學生間諜事件」、一九七三年的「金大中被綁架事件」、一九七四年的「人民革命党和全國民主青年學生總聯盟事件」、一九七九年的「金炯旭失蹤事件」、一九八二年的「中部地區黨事件」以及一九八七年的「KAL客機爆炸事件」。其中強調獨裁性質的部分（東柏林事件）、濫用職權事件（人民革命党事件及民主青年學生聯盟事件）、綁架政敵事件（金大中被綁架事件）都與前軍事強人朴正熙有直接的關係。朴正熙的女兒朴堇惠現在正領導著最大的反對黨大國黨，此種對朴正熙的全面清算在我另一篇文章中已有提過。
當然韓國現代史所引發的爭議並不只在左派間沸沸揚揚。以國家之力進行這麼大的「設定議程的動作」（並且是由過去保守陣營執政時的黑手套來進行這樣的工作），進一步使得「右傾保守力量大團結」，不但以「維護韓國的正統性和自由民主主義體制以及將韓國建設為統一的發達國家」為宗旨，並以「正統保守」自居。左右兩派分別對「過去的歷史」、「現在的定位」以及「未來的對北關係」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使得過去的「左往右往」已經成為現在的「左右對峙」。前一天街頭才看到左派的社會運動，後一天同一個街景出現的卻是右派的連帶運動。這樣的激烈對抗有其產生的時空背景脈絡，然而對其觀察仍不能跳脫「權力」運作的三種面向。
歷史真相的調查絕對是恢復正義的必要手段，只是現實經驗告訴我們，不論是「左派」或是「右派」，一旦擁抱「絕對權力」之後，都將失去對民主的忠誠。歷史不是只是比「在某個議題上誰找到更多的證據」，而應該是「透過歷史的教訓，避免犯同樣的錯」，一味的依靠掌握的權力、運用權力來製造更多的權力，不過是複製過去執政者的作為。如不謹慎運用「權力」，「已有的必定再有、已行的必定再行，太陽底下豈有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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