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個人所參與的全國「高中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營」營隊中，負責帶隊的輔導員於營隊期間外有一個工作，就是必須「輪流」在營隊的電子報中，向高中生推薦自己學科中，值得一讀的「中文」讀物。
要選擇推薦高中生的讀物，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高中生既沒有相關學科的基礎背景知識，太專業的書怕無法引起其興趣；另一方面高中生對於現實社會的瞭解不足，使他們很去難體會為何學術前緣會關懷某種議題。而吾輩認知中所謂的「經典閱讀」，撰述的年代似乎也已離他們很遠很遠，有時翻譯的品質也可能不盡理想……。更令人難過的是，在政治學中，能夠凸顯是「專業政治學研究」的「本土」中文書籍，真的是少的可憐。以下兩篇，都是在理想與現實掙扎下，所寫出來的推薦稿。
然而，個人仍覺得自己在這份工作上做得並不夠好，有很多可以改進的空間。這包括了：其一、不確定所選的書是否適合「高中程度」閱讀；其二、不確定所寫的推薦內容是否能引起高中生想要閱讀的興趣；其三、必須要更能凸顯「政治學」與其他學科之間有所不同的專業性。
很希望自己能做到『幫助年輕人，從小就開始培養對「政治學」專業的興趣』，目前小董顯然還做得不夠好。好佳在，小董也還算年輕（吧……），相信將來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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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民主治理的想像----《民主與全球秩序：從現代國家到世界治理》作者：大衛‧赫爾德 (David Held) / 譯者：李銘珠 台北市：正中書局，2004【民93】
撰文：董思齊 (台大 政治所博士生)
拿出地球儀，我們將發現，藍色海域之外的一塊塊大陸，被許多的線所切割，有的沿著山脈、河流，有的沿著經線、緯線。劃分出來的土地，被標記著各種不同的顏色。而各個不同顏色的區塊都被宣稱是「主權國家」的團體所佔據。除了南極是由多國共管之外，今日幾乎沒有一塊土地是沒有人宣稱對其有主權的無主地。這就是從歐洲經歷「三十年戰爭」後，於一六四八年所簽訂《維斯特伐利亞條約》，所逐漸形成的「民族國家」體系。
但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許多學者紛紛發出類似「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已不再是主要的形式」、「國家不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行為者」；「國家將變成只是許多國際市場競爭者中的一員，國家必須與其他國外的生產因素談判磋商以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等國家即將衰退的論調。他們發言的立論在於一種「全球化」現象將使得國家權力或國家體系因受其影響而終至改變。因為「沒有一件在我們星球發生的事是區域性的事件，所有的發明、勝利和災難都會涉及到全世界，而且我們的生活和行為，我們的組織和制度都沿著『地區—全球』這根軸重新定位（貝克1999）。」
事實上，自從一八四四年摩斯（Samuel Morse,1791-1872）從巴爾迪摩發出了第一份磁石電報至華盛頓特區之後，隨著科技的進步，使得人類得以快速的傳送資訊並隨意地移動至世界各地。安東尼‧紀登斯就認為這是一種「時間與空間的轉變」，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這也意味著民族國家與文化界線「疆界的毀壞」。而且，這樣的進展是直線的，「全球化」已成為本世紀人類行為的一個無法回頭的條件。配合著世界經濟的驅動，全球化迅速的催生各式各樣跨國性的連結。
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們要如何進行「政治生活」？一九七四年獨裁統治葡萄牙長達四十八年的威權政體遭軍事政變而推翻，三個月後，希臘的獨裁政權也遭瓦解並首次藉由選舉選出文人政府，緊接著葡萄牙建立文人政體，西班牙隨後也展開民主歷程，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也相繼捲入浪潮中，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也在第三世界與東歐後共國家中展開。當一九八九年末以及一九九０年初，民主浪潮席捲了昔日的共產國家，「民主政治」已宣示其將成為這個時代統治正當性的唯一來源，甚至被宣稱為「歷史的終結」。沒有一個政權敢公然的宣稱其為「不民主的」（不以民為主的），民主已經取得了「時代」的「政治正確性」。
雖然冷戰結束了，「民主」似乎已然取得了普遍的正當性，但實際上冷戰後至今，全球仍未形成一個替代的國際治理形式。理由在於傳統的「民主」仍舊是依附在一定疆域的民族國家範圍之內，然而在全球化的情境之下，有許多問題卻是超過傳統民族國家的疆界的。例如全球性的金融流動、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問題、環境議題、跨國恐怖主義、區域集體安全問題，而「新的經濟活動全球化」、「媒體和電子通訊全球化」、以及「犯罪的全球化」……這些都不斷地削弱了民族國家的治理能力。因此，「民主」雖然做為當前最具影響力的政治理念，但其未來卻顯得愈來愈不確定。
在上述「全球化的情境」以及「普世性的民主要求」這兩大脈絡之下，大衛‧赫爾德的《民主及全球秩序》一書對此現象提供了一套高度原創且系統性的解釋。大衛‧赫爾德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教授，其研究興趣包含民主、國際司法、全球化、政治理論與經驗主義的政治分析……等，對於跨國和國際層次民主的再思考，以及對於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探究有著濃厚的興趣。
《民主及全球秩序》一書共分為四卷，第一卷探討傳統有關民主的性質和意義的敘述不再適切的原因，並介紹本書所探討的議題；卷二尋著國家體系與國際經濟的脈絡，追溯現在民族國家的發跡與興替，亦即就現代民主國家改變中的形式與情境作歷史與實證的分析，並以此為背景評估對民族國家與國家民主理念中兩者變動的角色；接續著第二卷的討論，卷三深入地探討民主制度和民主國家的理論基礎並指出這些觀念必須經歷的徹底改變，方能在未來一世紀得以延續。作者主張：民主需要一種「自主性原則」和一套「授權權利與義務」的承諾，跨越所有的「權力場域」，在「民主公法」的確立下，形成「政治行動的共同結構」。卷四則提出一個世界民主的模式─新世界秩序下不同的民主概念。民主只能藉著確保從經濟到政治所有相關且互聯的權力體系而得以充分維繫。這些體系涉及形成民族國家的要素，但往往橫跨各國疆界的機構與組織。因此今日實施民主的可能性，必須與一個擴大的民主體制與程序的架構相提並論，這就作者所謂的「普世民主模式」。
這套「普世民主模式」，跨越了「政治理論」與「實際的全球政治運作」，意圖找尋一套模式以調和民主在全球化時代中所受到的挑戰，以此保存民主的道德地位，我們可說作者的這番努力是極富道德意涵的。然而我們不可以忘記民主理論大師羅伯‧道爾的提醒：「並非只有一種民主理論，而是有各式各樣的民主理論」。「民主」究竟是什麼？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八世紀之前（在西方）人人對民主似乎都有個清楚的概念，且幾乎沒有人喜歡它；但是在當代情形卻剛好顛倒過來，幾乎人人都喜歡它，但民主卻不再有清楚的概念。今天，如果有誰討論捍衛民主，似乎我們正在捍衛的是我們已經懂得和享有好幾個世紀的東西，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大衛‧赫爾德已經從歷史的回顧以及理論上回應了這個問題，但其最終所意圖的卻是提出一套「整全式的模式」，因此他必會遇到諸如下述的問題：草根民主與普世民主之間的扞格；「亞洲價值」、「回教傳統」與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差距；各種類型的「民主理論」是否真能建立一個納入各種民主可能性的「普世模式」的模式？……而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的觀察與思考。
在後冷戰的格局中，全球秩序當然需要新的治理模式，但我們可以說，這種治理模式至今仍舊是一種想像。「民主模式」自然是其中的一種可能性，但為何我們要如此認真的看待這種可能性？我們以Reinhold Niebuhr的一句話作為結語：「人類因具有實踐正義的能力，而使民主成為可能；但因人類也有背離正義的傾向，而使民主成為必須。」
【延伸閱讀】：
1.David Held著，李少軍、尚新建等譯，1995，《 民主的模式》，台北：桂冠出版社。
2.David Held等著，沈宗瑞等譯，2002《全球化衝擊》，台北：韋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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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與國家認同的對話----《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作者：江宜樺，出版社：揚智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
撰文：董思齊(台大政治所博士班)
『台灣究竟是不是國家？若是國家，應如何正名？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若非國家，那又是什麼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還是台灣就是台灣，與中國是截然不同的？若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那麼這裡所謂的中國，是指「中華民國」，或是日後將有所構想的新中國（比如說「中華聯邦共和國」、「中華共和國聯邦」、「中華聯合國家」）？然而、在這個「中國」內的台灣地位又為何呢？
今日超過兩千一百萬的台灣住民身分究竟是什麼？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或既為台灣人又為中國人？此處作為語源的中國人又是指誰呢？
再者，現今存在於台灣的統治機構該如何定位？是「政府」？還是單純的「當局」？這個實際統治台灣的統治機構在國際社會中應被如何看待？』（若林正丈著，賴香吟譯，1998，《蔣經國與李登輝》，台北：遠流出版社。頁 1-2。）
「我是誰？」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並不容易回答。個體有關「我是誰」的想法和信念，組成了自我概念（self-concept）。自我概念既可以和兒童對於自我的描述（self-description）那般簡單又富變化；也可能和履歷表一樣多層面而有細節。沒有人一出生就具有一種自我概念，終其一生人將會不斷的發展自我概念，而且個體之間的自我概念也存在著差異。
因此在不同的問答脈絡下，關於「我是誰？」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得到各種不同層次的答案。遇到這個問題時你可以回答你的名字，說：「我是某某某。」；也可以回答你的職業，說：「我是個學生。」、「我是個公務員。」；還可以回答你屬於那個團體而說：「我是慈濟人。」、「我是康輔社社員。」……。這些回答雖有所不同，然而同樣的表達了受問者對「自我身份」的認定。然而，若有人問：「你是屬於那個國家的人？」這個問句雖然看似簡單，但對於居處台灣的民眾而言，卻是個困擾許久的問題。
西元一九一一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這個甫成立的新興國家擁有著號稱五千年的傳統文化以及四萬萬的人口。然而成立了新國家與新政體卻仍不能阻絕這個政體面臨各種內憂外患的挑戰。內部有的是軍閥的割據、國共的內鬥……，外部有的是日俄的威脅以及強權的逼迫……。雖然在跌撲之間解決了軍閥的割據及日本的侵華戰爭並且使「中華民國」號稱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然而面對戰後混亂的金融狀況以及共產黨挾著農民勢力的挑戰等複雜的政經情勢下，國民政府終於一路的節節敗退，並於西元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七日從廣州撤抵台灣。
國民政府的撤退所帶來的是約六百萬的人口以及移植自大陸的政體與政府組織。而這樣的移入政權也使得「台灣」這個曾經經歷過荷蘭、西班牙、滿清以及日本統治的島嶼又更換了新的主人，並且是以一種新型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面貌（國號「中華民國」）出現在世人面前。
距離國民政府的移入台灣，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儘管人事已非，然而歷史仍舊流個這個島嶼上的居民一個難題：這個政治社群在「如何理解自己的定位」上出現了歧見，並且是一個顯著的、難解的問題。這樣的難題顯然並非一時所致，有其背後長達半世紀，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的演變過程。
往前作一個簡單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由「三民主義模範省」到「中華民國在台灣」再到「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由「一個中國」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再到「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由「漢賊不兩立」到「務實外交」再到「重返聯合國」；由「龍的傳人」到「命運共同體」再到「新台灣人」，台灣不論是在國家定位、兩岸關係、內政外交政策，以至「國家認同」層次上的群眾集體意識，在論述及政策實踐上，皆有著全面性、根本性的改變。
這樣的改變主要集中在近二十多年間。在這二十多年間台灣經歷了一個快速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轉型。轉型的大方向是邁向自由化、本土化以及民主化。有人認為在經歷過自由化、本土化與民主化轉型過程後的世紀末台灣，一個重要的新興社會現象是日漸強烈的「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與意識」，具體地表現在政黨政治、群眾運動、流行文化、文學藝術、社會科學及歷史書寫…等方面。但這種觀察其實只描述到整個大現象中的一個面向，因為仍有諸如「中國民族主義」、「原住民族獨立運動」……等等不同的「國家認同」的立場出現在台灣的社會中，「台灣民族主義運動與意識」只不過是轉型過程中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紛雜的樣態之一。
而台灣「國家認同」的多樣化現象還可從以下幾種不同的層面來觀察：表現在學術上的是「台灣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後殖民（後國家）主義」等哲學與歷史社會學的論戰；表現在政治上的是各政黨或候選人皆必須提出不同的關於「共同體」的想像以動員民眾；表現在群眾身上的則是從「台灣民族主義」、「生命共同體」、「中國民族主義」，甚至邊陲的「原住民獨立建國運動」……等等，都有人支持。「國家認同」的多樣化已成為這個「政治共同體」的特殊之處。
事實上在威權體制逐漸民主化後，國內的學術圈也興起一波討論「國家認同」的熱潮，自 1992 年 4 月國策中心舉辦「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研討會，（會後於 1993 年出版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一書）及 1994 年中研院舉辦「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研討會……後，「國家認同」逐漸成為九零年代經濟學者、社會學者、人類學者、歷史學者、哲學學者及政治學者共同關懷的議題，同時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也引發許多外國學者的研究興趣。
在各式各樣的討論之中，在 1998年，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的江宜樺教授出了一本以政治哲學思考出發，由三種不同學說的角度切入，討論台灣國家認同問題的著作：《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江教授在這本書的〈自序〉當中提到：「這本書的寫作動機之一，是為了改善政治哲學與政治哲學家乏善可陳的形象，使那些對哲學家輕蔑憐憫兼而有之的旁觀者稍微改變他們的觀感。」其實，這只是江教授的自謙之詞。整本書中，貫穿的是一個政治哲學家，希望以其清晰的思維理路，打破充斥各種意識形態的失焦論戰，並提出一己調合折衷的突圍之道。
這本書一開始就充分展現江教授對「國家認同」論述現象的反思企圖，在第一章〈政治哲學與國家認同問題〉中，他先從「認同」的概念出發，歸納後指出我們對「認同」至少可以有三種不盡相同的涵義與用法。第一種是將「認同」視為「同一、等同」（oneness、sameness），的這是英文 identity 的意涵之一，表示事物的一貫性。第二個意義是「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 belongingness）。「確認」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己的特徵，從而知道自己與他物的不同，肯定了自己的個體性。「歸屬」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己與他物之共同特徵，從而知道自己的同類何在，進而肯定了自己的群體性。我們現在討論的國家認同、族群認同等等，主要都是這個意義下的認同問題。第三種意義是「贊同、同意」（approval, agreement），是中文日常對話創造出來的慣用語。此時的「認同」也是「贊同、支持」的意義。因此首先我們必須先認清我們要談的「認同」到底是什麼意思。
接著當我們所談的認同對象是「國家」時，「國家認同」這個概念則可以進一步以五大相關課題來加以討論：一、「什麼是國家認同」？二、「為什麼要有國家認同」？三、「國家認同的標的是什麼」？四、「國家認同是否比其他集體認同重要」？五、「國家認同可否改變」？
在透過這五種問題的思考之後江教授歸結出兩種「國家認同」不同的思考裡路：「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的論點傾向將「國家認同」視為情感歸屬的天生價值；是自然而然的現象；有血緣、歷史、語言、宗教、生活習慣的基礎；比其他集體認同重要；並且是不能輕易改變的。「自由主義」的論點則是傾向將「國家認同」指涉為個人的意志選擇的一部份；並且認同的是憲政秩序；有著溝通對話的共識基礎；也只是個人自我認同之一並沒有道德上較高的意涵；最後，國家認同當然可以改變，重點在於國家對於公民身份的保障。
由此出發，在二、三章中，江教授先處理「民族主義」與「社群主義」這兩個比較近似的相關論述，接著在第四章中分析自由主義的主張。其後的第五章，依著「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軸線，進一步反省台灣過去關於「國家認同」的論述（計有：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後現代、後結構與後殖民三大論述類型），而在對過去相關論述的不足感下，最後的第六章則提出了一種以「自由主義思維為基底的務實思考」（務實性自由主義），希望超越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二元對立的困境，並以之作為這個政治社群對「國家認同」問題較合理的思考方式。
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地，這是一個命定的事實。然而既然出生在此時此地或者是剛好生活在此，我們似乎就不能不顧其他人的觀感，必須共同經營政治社會生活。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告訴我們尊重憲政體制、社群主義者可能會告訴我們必須重視社群的傳統、民族主義者可能會告訴我們要追尋民族的光榮。然而生活在台灣的民眾能以什麼、要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群體以及經營群體生活呢？江教授的這本書，給了我們一個可行的答案！
【延伸閱讀】：
1.王甫昌，2002，《當代台灣的族群想像》，台北：新視界文庫。
2.班納迪克著，吳叡人譯，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出版。
3.董思齊，2001，《不確定的想像共同體：1949年以來台灣國家認同的困境》，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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