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試著將”獨島/竹島”以及”釣魚島/尖閣諸島”的島嶼紛爭，依照「主權擁有國/主權挑戰國」還有「政府發起/民間發起」（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兩條軸線，四個象限來做類型學的區分，如此一來，我們可以得到四種島嶼主權紛爭的型態：
對四個象限的觀察：
A：過去有，但因為已經擁有實際控制權，不需要積極地主動發起；現在，日、韓政府開始以強烈行動宣示主權（總統登島、收歸國有）。
B：過去與現在相較之下，過去擁有國政府可以輕易掌控來自民間的維權主張，但隨著政治空間擴大必須更積極回應此類由下而上的民族主義訴求。
近日台媒在未搞清 20- 50 是否是個有效用的經濟指標之前， 就大肆的報導韓國即將列入已開發國家中的強國之林，對筆者來說， 這實在是個很有趣的現象。 姑且先不論這個指標背後所隱藏的問題何在， 以下先提出幾點應當注意之處：
1.發表該新聞的朝鮮日報本身就有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 並且與執政的新世界黨為友好關係；
2.將20-5-視為強國依據的LG經濟研究院，為隸屬於LG之 下的研究機構，其研究成果偏向對保守派執政者與財閥有利；
3.除了朝鮮日報之外， 並無其他主流韓媒將之視為重要新聞來大幅報導；
以下這篇文章是今年九月時，韓國京鄉新聞（경향신문）對在台北所舉辦的「在帝國交錯地尋覓脫帝國」研討會的記實報導。從他者（韓國）的角度來看自己（臺灣）或許更能讓我們看到自己所不認識的自己。因此我就把這篇報導給全文翻譯出來了。本文翻譯雖央請精通中韓語的韓籍研究員加以改正，但如有錯譯或是文意不通之處，自然是我的責任。請識者不吝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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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今日與明日（31）多重殖民經驗與臺灣民族主義
京鄉新聞 2007.09.21
過去，韓國工人曾經以勤勞、守紀和順從而聞名於世。在八０年代之前僅有少數的抗爭一年很少超過一百起。最大的一次則是1976海大麵包工人爭取減少工時。而七０和八０年代勞工抗爭首要目標是過長的工時和非人的工作條件；但相較之下，九０年代開始則是保護工作穩定性和增強勞工的組織力量，勞工變得非常的具有抗爭性。
事實上，同屬東亞地區的勞工，都在發展過程中發揮了被動與順從的角色。他們被置於嚴密的國家控制之下，與拉美成為鮮明的對比。主要原因在於東亞各國在二戰後左翼雖有短暫對勞工的政治動員，但是左翼勞工被強大的反共國家機器完全摧毀，勞工沒有留下任何組織化和意識形態的特點。然而相較之下拉美政治菁英則持續遇到一種兩難局面：一方面要控制組織化的勞工；另一方面要尋求得到影響巨大的勞工團體的支持。但在東亞，勞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對象，從未被視為主要的政治同盟者或選民（有趣的是，現任政府的左傾思維，正考慮對日帝時期的左派獨立運動家予以平反，參見朝鮮日報〈呂運亨先生復權帶給我們的反思〉）。
韓國工人這個自覺的階級的形成，在八０年代發生了重大變化，而這些變化是七０年代開始的變化累積的結果。從七０年代後期開始，學生活動家和政治異議的知識份子便開始與基層工會運動建立起了密切聯繫，記載下大量工會運動、有關雇主和政府壓制行動的情況；而韓國工廠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詩歌、劇本和有關抵抗行動的集體報告寫下了很多材料。 一個辯證的發展是，韓國的文化和政治權力同時壓制了工人的認同感和自覺，卻也提高了工人的認同感與自覺。文化上家父長制阻礙工人集體認同的形成，但對過去記憶的重新建構和民眾文化卻成了鍛造「反抗性」的動者認同的重要文化工具。政治上國家的鎮壓政策限制了社會運動的政治空間和組織資源，但這些政策促使勞動衝突政治化和促進勞工鬥爭與爭取民主政治運動。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應，推動了勞工戰鬥性和階級意識的快速提高。因此，在韓國快速工業化過程中，階級衝突的辯證法與文化和政治的辯證法密切地交織在一起。
從沒有工人階級到快速的發展國家下，出口導向的工人出現。產業由輕工業轉向重工業，被視為地位卑下的工人開始由零星的反應變成集體的抗爭。尤其是當八０年代的前五年，韓國勞工運動開始高度政治化。「工人—學生聯盟」成為八０年代學運的主導戰略，數以千計的學生離開學校進入產業領域，木地勢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識。在1987年的大罷工後，勞工運動行動者由輕工業的女工轉向重工業的男工；工人鬥爭目標、主題也產生重大變化。工人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也大大提高，工會權力增強，工人的市場地位也顯著改善。
事實上在1987年之前組織的工人是備受政治的壓抑的，組織也是弱的，並且多僅能扮演臣屬的角色。在威權的勞工法中，工會被禁止政治行動、罷工是違法的，集體議價僅能在一個工廠層次發生，每個企業只被允許一個工會，並且很多工作逞所被禁止組織工會。而官方全國層級的工會組織，只有李承晚時的「韓國總工會」 Federation of Korean Trade Unions (FKTU)。但是FKTU卻被後來朴正熙的 Kore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KCIA) 監管，以及全斗煥的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formerly KCIA)更嚴密的監管，所有的工會都被要求參加。
將發展型國家置於應有的位置：在「時間」與「空間」中思考東亞發展經驗
（Woo-Cumings, Meredith eds.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讀後心得）
臺大政治所博士生 董思齊
1997年亞洲籠罩在經濟危機的風暴中，先是上半年的泰銖貶值，接著下半年開始蔓延至南韓與日本。這系列的危機扭轉了西方世界對「亞洲經濟奇蹟」的態度。過去，特別是在1986到1990年間日本「泡沫經濟」的高峰期，世人普遍認為亞洲社會創造了快速成長的新典範，而此種新典範擁有很強的文化因素。最出名的莫過於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主張的「亞洲價值」：人民對社群威權的尊敬、對家庭的重視、政府立意甚佳的強勢領導、以及人民優秀的工作倫理……等。這些價值觀，在當時被認為有利於亞洲國家主導市場方向、加速現代化的腳步，並且隨之帶來受世人矚目的成長。
但是，當國際投機客開始炒作金融體制不完善的亞洲國家貨幣，導致亞洲國家企業倒閉、民眾失業、金融制度失序之時……這又使得人們的看法開始轉向另一個極端，將所謂的「亞洲價值」視為亞洲問題的根源，而不再是成功的依據。世界銀行重新思考東亞奇蹟，西方從擔憂日本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霸權到認為市場才是唯一可行之路，並且從視東亞為奇蹟（Miracle）到為海市蜃樓（Mirage）以及「親信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親信資本主義下的家族主義式的信用分配、任用私人、過度干預的政府、反成眾矢之的，投資人因為這些理由而對過去一度欣欣向榮的亞洲經濟喪失信心。
本週臺大政治系的「當代政治學研究的議題與方法系列講座」，週四中午邀請到中研院台史所的吳叡人先生返回母系進行學術講演，講題是「Bringing History Back in: 歷史分析、比較政治與民族主義研究」。
吳叡人先生從他的學思歷程講起，並由他的博士論文作為範例，與同學們分享如何以「比較歷史社會學」的方法，進行政治學的研究。
吳先生的博士論文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Japan, China) ，處理的是台灣民族主義在日本殖民統治底下如何形成的問題，並且試圖與Benedict R. Anderson （當代民族主義研究大師，其父曾在中國海關服務多年，他本人也出生在雲南昆明，自三十年前以爪哇革命取得博士學位後，即以東亞與後殖民論述為其研究主題，其成名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文版由時報出版社出版）總結了他的研究心得。）與 Partha Chatterjee（當代印度下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知名學者，成名作為《國族主義份子的思想與殖民世界：衍生的論述》（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裡針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所作的批判被喻為是繼法農（Fanon）之後來自第三世界最犀利的聲音。）這兩位學者進行三角對話。
其寫作目的是為了彌補在台灣，民族主義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空白。他指出，日本的東方的殖民主義對比西方的殖民主義，在擴張方式、殖民方式以及兼併方式都有所不同，而這個不同點正是民族主義興起作為抵抗方式的意識形態的興起來由。如果不了解這段歷史，所進行的民族主義研究將是空泛的、無根的研究。很遺憾的，台灣許多的研究都犯了此種錯誤。吳先生一再強調，比較歷史研究法在政治學研究的傳統中，其實一直是淵遠留長的，很可惜在台灣，政治研究有了「去歷史」的傾向，這對他來說，是個不可思議到了極點的現象。
《鹽鐵論》，卷第一，本議第一中，與丞相及御史大夫對答的賢良、文學這麼說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過去台灣經濟奇蹟中，引以為傲的並不只是「高的經濟成長率」，相較於韓國，台灣更引以為傲的是「低的貧富差距」。印象所及在九零年代初期，台灣的貧富差距最貧與最富階層約差六倍。而人人口中的經濟奇蹟，指的多是向王永慶那般白手起家的台灣經驗。雖說王永慶等人的際遇，難脫被稱為collaborator，但事實上，過去在台灣只要肯拼命，中小企業也有出頭天。
曾幾何時，台灣的貧富差距逐漸擴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越加強烈。貧窮的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富有的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含著金湯匙出生……當貧富差距變成「結構性問題」，而不是「個人才幹問題」時，這個社會面臨到的是更多的「不公不義」。
看看台灣民主化開始至今的發展，當社會的上層構造與下層構造的對抗權力被消除化，被整編成唯一個大社會集團與小社會集團良性互動的政治策略時。「階級」是否意味著只能成為「歷史中的幽靈」？而另外一個徘徊在世界各地的幽靈：經濟全球化，是否又一再地侵蝕這個社群中，被壓迫的普羅階級？「公平正義」的社會，難道只是可思而不可及的烏托邦？
今天上韓語習作時，老師所選的一篇由在台韓國人（台北科大兼任教授）寫的關於「國家認同的爭論」的小文，刊載於2004/11/20的釜山日報。
其觀點並不特別，甚至有點簡略，僅點出了現象。我只是拿來練韓文用的。有空再補上中文翻譯。有趣的是所謂的認同（ideology），在韓文用的是漢字音的정체성（正體性）～～～
台灣的正體性到底何時才能真正實現？？？
대만 최말순 2004/11/20 008면 10:57:29 프린터 출력
壹、前言
在2001年的春天，台灣為了一本日本漫畫吵的不可開交。原來是曾經在日本出版過《戰爭論》一書，引發軍國主義復辟疑慮的小林善紀其作品《台灣論》中文版在台灣上市。[1] 由於小林善紀的政治立場明顯地偏向右派國家主義，而其以一個居住在日本的外人角度來解讀台灣，並且「發現」李登輝具有日本遺落許久的武士道精神，「認為」台灣人也有根深柢固的「日本精神」，此言論立即招致島內的爭議。
不過對《台灣論》的最先批判卻並不是從這個角度
出發，而是由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發起記者會，抨擊小林善紀在《台灣論》中將台籍慰安婦當年被迫從事性工作的無奈，顛倒成是出於「志願」。由此「慰安婦」風波牽扯到接受小林善紀訪問的總統府資政許文龍以及國策顧問金美齡，之後更演變成為「黑名單」風波。我們姑且不論《台灣論》的政治爭議，但回過頭來看「慰安婦」這個議題時，我們會驚訝的發現，這個曾造成無數婦女實際傷害的制度，卻是討論日本侵略罪行時最晚被談及的一個陰暗角落，也一直是個盲點。在台灣這個政治社群中，這個議題甚至一直要等到距離二次大戰結束近50年的1992年，才被提出。慰安婦議題的從無到有以及越演越烈，其實鑲嵌在全球婦權演進的架構之中，值得研究全球化下社會運動的我們深入探討。
講演記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