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韓識韓不哈韓，比較研究為台灣

~都市的樣貌，體現出居住在該都市市民所擁有的獨特生活風格~

如果隨便找一個韓國人來問：想要理財的話，該投資什麼才好？我想，大概十個裡面有十一個會跟你說：快點去買間公寓吧！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動產投資一直被視為穩定增產的方法之一。只是我們可能可以好奇一問的是，為何在韓國不動產的投資標的是「公寓」？

若到江南亦或是日山、盆堂等新生的衛星都市（新都市），放眼望去，舉目所見盡是一棟棟外觀類似、高大新穎的公寓大廈。這種公寓大樓群，實際上已經成為韓國都市的景觀特色之一，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足以讓我們大膽的稱韓國為「公寓共和國」！但擁有自己庭院的獨棟住宅，或是臺灣流行的大坪數豪宅大廈，在韓國卻可說是鳳毛麟角。我們不經要一問：為什麼韓國人對於「購買公寓」有著如此的狂熱呢？

若依照經濟學供需法則的原理，我們似乎馬上可以下個非常簡單的結論，那就是：想要買公寓的人，多過想要買獨門獨戶的人。但事實上，在韓國大型公寓剛開始建築的六０、七０年代初期，公寓價格雖然遠低於獨棟住宅，但若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一般人仍舊希望能買個擁有自己土地的獨棟住宅。但現在，為何整個情勢完全的翻轉過來了？而這種過份的公寓熱，究竟是從何而來？

於巴黎第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法國女性地理學者Valérie Gelézeau教授，一九九三年代初來韓國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時，便被韓國公寓大樓一棟接著一棟高聳入天卻又整齊畫一的景象所鎮攝住。這本「公寓共和國」可以說是作者博士論文的韓國版。為了要讓韓國作者更瞭解自己的公寓文化，這位Mrs. Apt.(아파트 여사)”不但再次來韓國進行田野調查，並且把原本寫給法國讀者看的筆調與內容，轉為寫給韓國讀者所能接受的觀點與筆調，可以說是一本難得的都市地理學的作品。作者意圖透過簡單的邏輯思辯以及其他國家的例子（主要是法國），來打破一般韓國民眾「公寓的迷思」。
 

國史 잘해야 서울 주요大 간다 9개 사립대, 2010학년도부터 인문계열 필수과목 지정
발행일 : 2007.05.23 / 사회 A10 면 기고자 : 유석재 김연주  

 현재 고등학교 1학년 학생은 2010학년도 대학입시를 치를 때 1수능의 국사과목을 꼭 봐야 주요 대학의 인문계 학과에 들어갈 수 있다. 현재는 국사를 필수로 정한 서울대 인문계를 제외하고는 수험생들은 국사를 응시과목으로 꼭 선택할 필요는 없다. 
고려대·서강대·성균관대·연세대·이화여대·중앙대·한양대의 입학처장들은 22일 “국사과목을 수능의 필수 과목으로 지정해 인문계열 입시에 반영하는 것에 합의했다”고 밝혔다. 숙명여대·한국외대도 국사 과목을 필수화하겠다고 밝히는 등 국사를 필수 과목으로 지정하는 대학은 더 늘어날 것으로 보인다.

雖然我們很難以簡單的一句話完整表達，什麼什麼是政治學研究的對象？但可以確信的是，「權力」是「政治學」的研究重點之一。

多年來關於政治學中「權力（power）」的研究，「權力的三個樣貌」是最常被舉出來的討論。權力的三個樣貌分別為一、R. Dahl的單面向的權力觀：權力的展現從「迫使他人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的「強制的能力」（例如：老師較不喜歡寫作業的學生寫作業、軍隊中的上下服從關係、公民的繳稅……不過有時候這些強制的能力有可能是自願被接受的）；二、Bachrach and Baratz雙面向的權力觀：「任何型式的政治組織依其制度所產生的偏差性動員，使得某些議題被組合進入政治範圍而某些議題被排除在外」的「設定議程的權力」（例如：原住民、婦女、少數團體的法案很難被排上立法院的議程）；三、S. Lukes三面向的權力觀：「虛假意識」（false consensus）」與「操縱意識（manipulated con sensus）」存在時，「以社會化的方式將社群各種既定秩序視為自然的、有意的不必更動的神聖的固有秩序的」的「結構的權力」（例如：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體制的觀感、種性制度、家父長制……這類權力影響極大卻也極富爭議性）（關於權力的討論請參閱郭秋永，2004，〈對峙的權力觀：行為與結構〉，《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期。）

以此觀之，「權力」實以各種不同的樣貌，存在在各個不同的社群的每個角落裏。這三種權力中，顯然第三種權力「由社會化所型塑的虛假意識」是最根深蒂固並且難以去除的，但同是也是最曖昧不清與難以定義的。然而這種權力卻往往主導了第二種「議題設定的權力」與第一種「直接力量的權力」的行使方式。

在現實政治中，到底哪一種權力是我們能加以制衡的呢？這其實將牽涉到我們對於何謂「民主」的看法以及對民主的定義。民主的「理論」多如汗毛充棟，諸如古典民主、程序民主、多元民主、參與式民主、審議式民主……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然而，至今的比較政治中，似乎也只能以Dahl的多元民主的參與、競爭兩面向以及定期選舉制度做為檢驗一個政體民主與否的標準。 但即便有「民主的形式」，民主制度之下，「權力」仍舊有其不斷複製與運作的空間與邏輯。

在韓國近來對於現代史的爭議中，我們看到了明顯的「權力運作」的痕跡。尤其是當左傾政府提出對過去政權所灌輸的「虛假意識」權力的反省後，左傾政權便開始以「議程設定」以及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對保守的政權對過去領導人所做過的「造神運動」進行進行全力的反撲。

韓國現任大統領盧武鉉上台之後，頻頻對過去的歷史進行重新理解的工作。這樣的作法被統稱為좌 편향 현대사(左偏向的現代史)觀。尤其是對「國家分裂的責任」、「建立大韓民國以及1948年體制」、「6.25戰爭的責任所在」、「朴正熙時代的産業化」等問題，紛紛提出與過去保守的右翼陣營不同的歷史解釋。據悉，由歷史學界共同關注的重現大韓民國歷史的工作在本月底將以書面形式公周於世。加上公佈個人名字的《親日人名詞典》將在2006年出台，韓國人民現在對於重建「現代史」的工作，相當的注目。姑且不論對外史的部分，這些韓國內部的歷史公案其實都與「朴正熙大統領」有直接與間接的關連。

當執政黨對上由朴正熙的女兒朴槿惠（畢業於西江大學電子工學系，並曾獲臺灣文化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所領導的大國黨時，也往往將其出身做為攻擊的焦點。而這種左、右派對於現代史詮釋權激烈的對抗，也表現在象徵性的文物與文化產業之上。在偏向保守的朝鮮日報之中，刊登了一則漫畫「박정희 '흔적' 지우기清除朴正熙的痕跡」見左圖）。

它的說明是：「政府要把前總統朴正熙書寫的「光化門」匾額更換為朝鮮王朝正祖的字體。圖中，盧武鉉總統正在用毛巾刪除光化門字體，看到這一情景的市民們異口同聲地說：難道盧朴他倆在前世有什麼怨恨嗎？」

光化門（관화문），本為景福宮（경복궁）的正門，在東西南北四門中為南向門。其名取自「光照四方，教化萬方」之意。景福宮是1392年創建李氏朝鮮王朝的太組李成桂，於1395年所建築的第一個正宮。原是兩百棟以上的殿閣構成的建築群，富麗堂皇。但在1592年時毀於任辰倭亂。光化門在1867年時重建，但在韓戰時期又被大火焚燒殆盡。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1968年所修復重建的門（引自《韓國旅遊指南》，韓國觀光公社出版）。而當時門上的「光化門」三個字乃是出自朴正熙大統領的手筆。依年代來看，正祖的時代並未使用過進出光化門的景福宮。那為何要使用正祖的筆跡呢？（而且還是剪貼過的筆跡，是在正祖所寫得碑文抄襲本中選出的「光」和「化」字所組成。而「門」則因抄襲本中無此字，因此是從「開」所擷取出來並且左右順序不同。）

這主要是出自於南韓文化遺產廳廳長，俞弘浚的意見。根據朝鮮日報記載，在2004年十月時，俞弘浚在昌德宮奎章閣與總統散步時曾說：「盧武鉉總統與正祖非常相似。」當盧武鉉總統回答說，「我怎能與正祖相比？」時，俞弘浚稱，在舉起改革旗幟、遷移首都沒有成功、重視年輕學者（和各種委員會），努力重視學者（學術界）的意見等方面非常相似。

今天開車時聽到一則新聞，內容提到台北市馬市長的市長信箱湧進許多抱怨北市公車的信件，內容光怪陸奇。馬市長認為「執法的少數人無法監督多數人」，因此呼籲「以多數人來監督少數人」。聽完這則新聞後，有幾點小小的想法：

一、投入市府信箱的信件，到底有多少小市民的問題被妥善的處理？依據過去個人的經驗，不論是攤販、環保、空污、停車……各式各樣的問題，其實市府都有回應，只是幾乎都是官樣的回應。不是拿個法規跟你解釋一下市府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就是跟你說，我們去現場會勘，並沒有發現您所陳述的狀況；甚至只跟你說，我們會加強注意。因此，這次一定是累積太多太多太多相關申訴的信件，才使得這件事情引起注意；

二、政府存在的本質，原本就是處理民眾所不能處理以及不願處理的公共事務。因為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之下，「共有地的悲劇」必須靠政府來解決，而「公共財」也必須政府加以保障，這點是政府責無旁貸的。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之下，若是想要號召「全民監督」，必須要有相關的誘因。獎勵金不高，沒有人願意做；但獎勵金若高，是否會吸引若干「職業監督市民」，以專門抓公車司機的小辮子為業，則成為另外一個問題。以後公車司機一旦並非雙手握住方向盤，直視前方，就可能被跟監者拍下？甚或如果有集團，以搭檔之方式，例如接近與司機談話，而由另一位加以拍照，進而賺取獎金，會不會有這樣問題的發生？執法的公權力一旦下放到公民，帶來的問題恐怕會大於其效益；

三、現在政府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假民眾之福祉，行與民爭利之實」。最明顯的例子是各項規費的大幅提高。一方面將停車費提高，另一方面卻又增加巷道間黃線與紅線的數量。當然，車輛的增加造成了許多交通上的問題，然而任意的增加黃紅線，卻不免引起與民爭利之疑。此外「全民監督」只是治標之計，治本之道應是由上游管理，嚴加考核。如是不能從上游管控司機的素質，那麼下游將會不斷的重演「全民監督」。

南韓的政治發展中，地域政治是一個重要的面向。從行政區域的角度來看，南韓共有九個「道」，分別為：京畿道（Kyonggi-do）、江原道（Kangwon-do）、忠清北道（Chungchongbuk-do）、忠清南道（Chungchongnam-do）、慶尚北道（Kyongsangbuk-do）、慶尚南道（Kyongsangnam-do）、全羅北道（Chollabuk-do）、全羅南道（Chollanam-do）和濟州道（Cheju-do）。（參見右附圖）

向來南韓的執政者都出於慶尚南北道（古稱嶺南영남），如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都是慶尚北道（特別是大邱Taegu，因此被稱為TK幫대국.경벅）出生，而金泳三則為慶尚南道的南韓第一大港釜山（Pusan）出生（以此其附庸被稱為PK幫벅산.경남）。

南韓在朴正熙時代開始「發展型國家」的發展歷程，因此在國家機器的支助之下，位處東南，執政者出身的嶺南地區，出現了較多由財閥所支配的製造業；相反的，西南方湖南地區（全羅道古稱湖南호남）是以農村為主，並且較少有財閥為主的製造產業。而全斗煥發動雙十二事變後更激起了全羅地區人民的反感。在慶尚南北道出身的執政者，長期忽略全羅南北道人民的利益之下，金大中在九八年大統領選舉時於全羅南北道拿下近95%的票，這顯然是數十年來被壓迫者反撲意志的集體展現。

接替金大中的盧武鉉雖然出身在慶尚南道的金海市，但是自幼家境清寒，雖然僅高中畢業，但靠苦學出身而以高中學歷通過司法考試，日後更成為八０年代學運世代的人權律師。因此他雖然出身嶺南，但階級屬性卻較接近於湖南。而南韓的地域政治在大統領彈劾案之後緊接而來的國會議員選舉當中，「開放的我們黨」在韓國的西半邊，包括首都圈、全羅道、忠清道、濟洲道裡，獲得了大部份的席次，「大國家黨」則是東半邊的慶尚道和江原道得到了大部份的席次，民主黨和自由民主傳統的大票倉沒落，進而成為一種東西對決的情勢。因此，「地域」（或出身地），就像是台灣的「省籍」或「族群」，被視為南韓選舉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變項。

1875年，日艦雲揚號砲轟江華島，並在翌年逼迫李氏朝鮮與日本簽定〈丙子修好條約〉（或稱〈江華條約〉，自始到日本戰敗，日本影響了朝鮮民族70年，並殖民統治了36年。由於戰後隨即分裂成兩個韓國，韓國與日本關於戰爭賠償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

1963年12月朴正熙以十五萬票的差距在大統領選舉中勝出後，新憲法生效並開啟了第三共和。其間開始與日本磋商戰爭賠償問題，然而磋商過程以及戰爭賠償的問題似乎無法獲得民眾普遍的支持。因此在1964年3月間，漢城主要大學開始發起反對「對日本的屈辱外交」示威活動，學潮並擴大到全國。

1965年4月，反日韓簽署建交協定的示威在漢城舉行，幾乎形成了政治風暴，但南韓政府還是在兩個月後與日本簽署的協定，並在該年12月與日本正式建交。當時所簽署的解決戰爭賠償問題的協定，當中，記載著當時日本政府曾提議對日本殖民統治韓國時期的受害者進行個別賠償，但被當時的韓國政府拒絕。而「日韓協定」之中，戰爭賠償最後是日本向韓國政府提供８億美元的「經濟合作資金」做結。這些錢，最後大部分都韓國政府用於經濟建設和開發，只有很少部分發放到韓國受害者手中。

就像是慰安婦議題的不斷擴大，新政府上任後，在2004年的2月間，有99名日本殖民統治受害者向漢城行政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公開與韓日協定相關的57份文件。漢城行政法院判定原告勝訴，要求韓國政府公開其中的5份文件。而韓國政府對判決不服，並向漢城高等法院提出上訴。不過，近來韓國民眾對於日本殖民歷史問題不斷質疑之下，南韓政府決定公開《韓日協定》的內容。這個「由下發起，由上回應」的「向歷史要真相，向過去討公道」的事件，其後續發展值得我們進一步的觀察。

        做為後進發展國家之一，台灣和南韓顯現了兩項驚人的奇蹟。其一為經濟成就，其二為政治民主化。儘管東亞的經濟奇蹟（miracle）在金融風暴後，一度被認為是海市蜃樓（mirage），但二０００年後至今的經濟表現上，台灣維持穩健的表現，而南韓的重建除了用奇蹟，恐怕也沒有別的字眼可以形容了。

        但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東亞的這兩條龍卻同時都遇到內部分裂的危機。在台灣，爭議出現在於「兩岸關係」；在南韓，爭議則出現在「保守」與「進步」力量的對立。若從民選總統所代表的民主性角度來看，在經歷了盧泰愚（過去保守勢力）、金泳三（與保守勢力為謀）、金大中（舊時代的政治人物），相形之下，南韓現階段的民選總統盧武鉉，是第一個完全脫離舊時代的「新生代的進步力量」的代表。南韓國內普遍期待其能統整「保守」與「進步」的力量，帶領南韓進入新的民主時代。但盧武鉉大統領的表現，似乎並不符合這種期待。

        對此，目前在南韓三大報之一的《朝鮮日報》（조선일보）擔任董事與專欄記者的金大中，就對此種宣稱保守與進步力量的合作假象，寫了一篇〈韓國「政治雙翼」的虛像〉（‘양 날개’의 허상）的文章。其文主要是在質疑所謂「進步」的年輕人，其實也不過是在進步的外表下，掩藏著一個保守的心。

        但細觀此文後，我們或可發現另一個民主化國家不得不面對的大問題，那就是：如何對待舊政權的「民主化與轉型正義」！在這點上，台灣和南韓則有相當不同的處理態度。在對待所謂的collaborators的問題上，民主化至今，南韓採用的多是清算鬥爭方式，但台灣卻多選擇隱而不發。只要比較一下韓國編撰《親日人名詞典》，以及最近關於辜家的媒體評價，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兩國不同的國情。也難怪日前吳乃德先生在一場研討會當中，會發出「台灣有轉型卻沒有正義！」的感慨了！

印尼地震海嘯所造成的死亡人數不斷地上升，世界各國為了展現其人道關懷（抑或顯現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不斷的「加碼」投入大量的人力與資金給予南亞各國。據報載，迄今台灣捐5千萬美元 世界第8 。在台灣經濟並不甚理想，內部還有軍購奶茶爭議下，不惜動用行政院第二預備金的救助，國人也予以樂捐和支持，這等同舟共濟的精神，大體上反應的是台灣人講求人情味的那一面（當然，不可諱言，也有很大一部份是為了增加國際上的曝光）。

不過在國際場域中，這齣「金援加碼戲」除了真誠的人道關懷外，似乎也有各國在國際上較勁的一面。在2004年12月29日的《東亞日報》的[오피니언] 곳간 인심（[觀點]財大氣粗）一文中便指出，相較於日本、美國、歐盟，南韓不但援助發表時間較晚，並且一開始的援助金額僅爲60萬美元。雖然隨後增至200萬美元（台灣則是由500萬美元增加到5000萬美元），但從南韓與東南亞國家的地緣關係以及韓國本身的經濟表現來說，這種救助金額不能算是很合適。

        相較於台灣的「分裂社會」，可能很多人會誤以為韓國是一個「共識型社會」，可是從韓國교수신문（教授新聞）這兩年所選出的年度概括韓國景況的사자성어（四字成語）中，可以明顯看出韓國其實也是個「分裂的社會」，並且是個「嚴重分裂」的社會。
        在2003年，韓國究竟應該「向左走或向右走」？反應在社會運動上。左派的進步力量與右派的保守力量同時並存，嚴重的拉扯韓國新興的市民社會。而今年韓國的政治界也不平靜，「彈劾大統領」、「國都遷移計劃」以及「國家安全法廢除問題」等議題，也使得韓國進入「分黨分群、相互攻訐」的時代。看來對於新興民主國家，「分裂社會」似乎是個不可避免的政治社會「磨合期」！

교수들이 뽑은 올 사자성어（from東亞日報）
20041224180044

文後所貼的報導是Loreanz大在前文〈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的討論回應27中所提到的文章。內容報導了民進黨在中常會中的檢討，並且說明了選戰策略錯誤的原因，這或許服膺了前文中所討論到的「選票過半」而非僅「席次過半」的提名與選戰策略思維。自然黨主席陳水扁也負起責任下台鞠躬。

雖然還未見到該份檢討書的書面全文，但個人認為從這篇報導之中，我們還有些值得更深入觀察的部分，這包括：選舉前提是誰假設的（阿扁一人還是中常會）？候選名單與提名總量是怎麼決定、怎麼計算的？選戰主軸議題是如何決定的（且戰且走還是事先決定主打議題？由阿扁做成決定還是有黨的決議？）？關於這些議題的釐清，其實涉及了黨內民主的議題，而透過這樣的討論，才能真正有助於民進黨的反省。此外，就像James大所言，十二月後的台北政壇仍有許多值得觀察和注意之處，希望透過越來越多的理性思辯過程，讓我們更深入瞭解政治這款眾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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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出爐了，在民進黨的過早提名、高額提名、以總統大選的方式打立委選舉、投票率過低、以及兄弟登山各自搶票的配票失敗……等等諸多因素交織影響下，泛綠沒有如先前樂觀預期的過半，台聯甚至有過去新黨泡沫化的現象。

        但眾所皆知的，在台灣的SNTV的選舉制度下，基本上選舉結果與政黨得票率之間會有某種程度的扭曲。我們比較一下兩屆立委的選舉結果，我們就可以發現，台灣的選民結構已經呈現一種穩定的狀態，基本上大概就是五十五：四十五。國民黨增加的席次其實是從親民黨轉過來的、民進黨的則是從台聯轉過來。

        日昨，「中華電信工會」以視訊的方式，在北、中、南三區展開罷工投票。罷工，是「勞動三權」之一，也是勞動階級手中的最後一張武器。所謂「勞動三權」，是指「團結權」、「集體協商權」（或稱團體交涉權）與「爭議權」。其具體內容分別為：組織工會或加入工會的「勞工團結權」；與雇用者交涉有關勞動條件訂立勞動協約的「團體交涉權」；勞工爭取主導地位以罷工、怠工、圍堵等各種團體行動，對資方施壓的「團體行動權」。

        「中華電信工會」主張罷工的理由是：「目前中華電信的官股持有比例不到65%，而賀成董事長近日又不斷對媒體表示將執意進行釋股，只要中華電信公司再賣出不到15%的股票，中華電信就已經完成官方所謂民營化的目標！然而，兩萬九千名員工的各項勞動條件內容卻仍然處於完全不確定的狀態，工會版本的團體協約的協商也一直遭到資方的拖與阻擾，如果我們現在不行動，難道真的要等到民營化後才站出來嗎？難道我們希望步上過去台機、台汽員工的命運嗎？」

        但何謂中華電信員工的勞動條件處於完全不確定的狀態？事實上，中華電信員工的罷工案其實凸顯的是我國國營企業所面臨到的民營化問題。民營化是「民主化」以及「經濟全球化」下，不得不然的結果。台灣經驗是，上游產業幾乎被國營事業所壟斷。在威權時代，國庫通黨庫，黨國不分，政府可以很輕易的壟斷市場。但民主化後這個情況便開始動搖。經濟全球化也使得台灣也面臨到必須開放市場的壓力。在內外的壓力下，國營事業開始民營化。但問題是，這些當初進入國營事業的人員，其身份為「公務員」。民營化的利益雖然良好，但是對於當初已取得「公務員」身份的員工而言，便形成政府的背信。

         國片的沒落眾所皆知，也不用多說了，而大導李安認為是「創意的缺乏」所致。。但個人認為大導此言差矣，並且全然反應布爾喬亞階級認為普羅階級之所以為普羅階並且的論調。

        事實上，國片並非沒有創意，相反的卻是創意十足。只不過在經濟以及文化全球化下，以及現行體制的缺少保護下，台灣的國片缺少市場、也缺少資金。

        一方面製作成本動輒上億的好萊塢洋片、上千萬的港片、日片、韓片，品質的確不是國片能比的（但內涵卻難說）；另一方面，也因此缺少票房。缺少票房反過來又使資金籌措更加困難。在惡性循環下，造成國片市場越來越小，好的導演出走與外國合作、好的演員缺少曝光的機會。

        今天「兩岸關係」的課，透過一位同學請到了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前陸委會主委、現任淡江大陸所的蘇起教授來進行演講。蘇教授對於兩岸關係的論點，個人不敢妄下斷言其是否保持了學術的價值中立立場。以下忠實轉述個人所聽到的部分：

        蘇起教授認為，兩岸關係不過是美、中、臺，三角與三邊中的六分之一而已，而其中，美中關係是資訊最不完整的一部份。此外，又至少可以區分成軍事、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面向。因此，沒有人可以自稱是「兩岸關係」的「專家」。

        由於政界、學界來回的一遭，似乎使蘇教授得悉不少關於中國大陸的訊息。他指出政府知道的資訊大概只有十分之一釋放到外界，所以有操控的機會。百姓無法看出中共的訊號。談判也是如此。（五個面向）。英文文獻有時後登出的東西比中文還多。